新中国成立后,财政管理体制一直是在中央集中主要财力的前提下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管理权限。最初,中央集中主要财力是国内国际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及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在实际执行中的问题越发明显,地方部门在执行中主要表现为:地方统筹安排当地的财政预算有一定困难、地方财政预算的制定缓慢、地方无法充分行使财政职权等。1956年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下放更多经济管理权限给地方的问题逐渐提上日程。当时普遍认为的是,中央给地方下放更多的经济管理权限可以使地方更多地依照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建设,进而促进国家的长远发展。1956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便开始着手研究包括财政管理体制在内的改进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1957年间,经过李先念等人的研究,7月份下发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关于在若干工作中划分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问题的意见》对财政管理体制问题提出了初步设想。9月到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方案。在研究方案的过程中,综合平衡的问题贯穿始终。在当时,对改进后的财政管体制的预期是让地方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让地方有更多的权限安排当地的事业,允许地方通过发挥积极性获得更多可以自行安排支出的财政收入。新的财政管理体制要实行一年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在1958期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发展,中央开始在更大规模、更大范围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给地方,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更为激进的方案所替代,其具体实施效果也就难以考察。1956-1957年所确定的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方案在当时是一次中央向地方进行财政放权的有益尝试。从体制的角度看,虽然这仅是在政府内进行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但在当时的认识及客观环境下能制定出这一方案已殊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