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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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房屋所有权的变化带动城市社区由单位治理向居民自治转变,各种社区矛盾日益凸现,特别是以物业服务为代表的市场力量进入社区后。一方面政府加强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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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房屋所有权的变化带动城市社区由单位治理向居民自治转变,各种社区矛盾日益凸现,特别是以物业服务为代表的市场力量进入社区后。一方面政府加强制度性干预;另一方面以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社区自治组织在重构社区权力的博弈过程中崭露头角,城市社区精英开始职业化。
本文利用西方社会学者对职业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结合精英理论和社区理论,以工具性个案的研究范式深入一个“新单位制”社区,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描述并分析了中国城市商品房小区中社区精英的职业化。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作者在以业主委员会干事的身份考察并参与了业主委员会的产生和利益集团权力博弈过程中社区精英的职业化。
本文从四个维度描述了社区精英的职业化:知识化,即掌握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形成稳定的知识再生产机制;组织化,即设计有效的动员机制,建立稳定的社区组织;形成职业伦理,即通过社区自治的实践,形成对社区精英的职业认同,并在社区中塑造公民意识;获得职业地位,即通过与其它成熟职业的竞争建立职业自主性,改变社区内的组织生态,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开辟生存空间,提高职业地位。
本文对社区精英职业化的内因与外力进行探讨,认为社区精英职业化的内因在于社区中庞大的公共利益的诉求、公共产品认定的需要、以及对社区治理的需求;推进社区精英职业化的外力则包括政府在社区矛盾升级和人口就业压力增大背景下的制度建设、维权运动中长期博弈的压力和社区变迁的综合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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