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内蒙牧区“消灭性病”和妇女保健两个公共卫生进程及生殖健康认知进行历史与人类学研究,论述了生殖健康干预的公共卫生如何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进入传统牧业社会,以及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地方性回应,其中认知及制度变迁的文化互动过程诠释超越了单纯的科学与行为观察。贯穿全文的是公共卫生与社会文化地方性关系的逻辑主线。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导论中,作者交代了从历史和人类学文化诠释的维度考察内蒙公共卫生进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对文章所关涉的医学人类学、医疗社会史以及性别视角的三个研究面向进行了理论梳理和对话,同时介绍了研究方法,在内蒙地方文化信息钩沉的基础上,着力通过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微观展现制度进程中的地方主体性。第二部分分析了以梅毒为主的性传播疾病在内蒙牧业社会流行的地方生态因素,牵涉到牧业生态环境与性比失调,特定的社会(寺庙)——家庭关系与民俗,较为开放的性行为观念与风习,以及公共卫生事业尤其是妇幼保健措施之缺失等。理论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消灭性病”的公共卫生成功“在地化”并实现预定目标的两个方向:一方面现代公共卫生系统自上而下向传统牧区传播,并应对地方生态进行自我调适;另一方面,横向动员传统社会的本土文化力量和社会资本构建成群防群治的社会关系网络,尤其利用卫生行政整合地方医疗资源,使其在民间社会结构中实现更深层次的社会化。最后,在防治性病过程中引入妇幼保健展开了更持久的制度化干预。第三部分试图从本土女医个人生活史的微观视角再现传统牧业社会对女性生育保健、生殖健康公共卫生的地方性回应,让我们看到地方文化如何依靠实践的能动性接受并“改造”外来的保健体系,以及现代保健制度如何实现与地方性知识、信仰、情感、需求的平稳契合并参与地方意识建构的文化过程。第四部分针对医学人类学的公共卫生研究的核心议题——现代公共卫生与地方性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进行集中论述。在前文两个公共卫生进程的历史和文化阐释的相互呼应中,论证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与传统牧业文化及其相关的结构性因素并非是天然的“进入-对抗”关系,异质的医疗文化及制度体系在基层社会不断变动的社会情境中进行结构与文化的双重互动,并彼此调适。因此,现代公共卫生实现地方化的同时,传统社会特殊的地方性亦得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