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以比特币、以太坊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层出不穷,私人数字货币去中心化、完全匿名等特点给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社会公众对现金安全和卫生问题的担忧,“社交隔离”政策下非接触支付方式的需求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央行对法定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的态度开始转变,骤然加速了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测试。中国人民银行在法定数字货币研发上走在了前列,2014年,我国央行就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在各地区、各场景开展了数字人民币（e-CNY）试点测试工作。但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是否会使宏观经济发生剧烈波动,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在法定数字货币背景下选用何种货币政策规则?这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鉴于此,本文探究法定数字货币在不同发展阶段及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宏观经济效应,这对我国央行未来在法定数字货币推广开来时健全货币政策框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Barrdear＆Kumhof（2021）和姚前（2019）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引入法定数字货币的四部门新凯恩斯（NK）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s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DSGE模型）。本文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在法定数字货币发展前期,外部冲击初期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之后保持长期正向增长;在法定数字货币发展的中期和后期,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较为接近,且这两个阶段的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持续为正,发展中期略优于后期;第二,在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法定数字货币的脉冲响应差别较大。价格型规则下法定数字货币的脉冲响应波动小于数量型规则,且其宏观经济效应在货币政策冲击下比数量型规则更显著。因此,价格型规则能有效熨平经济周期,减缓经济波动。当法定数字货币推广开来后,我国货币当局应适当增加价格型规则的调控频率和空间,充分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