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活动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线上进行,数字经济不断赋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推动生产方式深刻变革、加速全球要素资源流动、改变全球经济结构现状、加快全球竞争格局的重新塑造,数字化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各国为了争夺数字技术的领先地位纷纷加快数字化投入,开展数字战略布局,以赢得经济和战略上的优势。在新形势下,我国“十四五”规划中强调“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在顶层设计中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由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轮科技的方兴未艾,数字化变革成为企业发展的时代主题。同时,数字经济的出现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注入了新动能,对出口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上市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程度为切入点,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效应,为我国进一步开展数字化变革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本文以探索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关系为研究目的,分别测算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基于2009-2016年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识别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增加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会通过创新驱动、放大本地市场效应和降低交易成本这三个渠道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大。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一方面可以促进研发投入增加、专利产出数增加和本地市场效应扩大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另一方面从降低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大,数字化转型对交易成本高的企业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所以,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加快产业数字化建设,推进产品创新和产业模式变革,以用户价值为出发点进行研发创新,打造数字化终端体系等途径,可以有效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1）把握住数字机遇,加快制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2）发展数字技术,深化创新能力,培育高质量创新成果;（3）利用数字政策,尽可能缩减交易成本,提升效率;（4）打造数字生态,基于“平台”模式带动全区域新业务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