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中,电影一直是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联,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电影发展,注定绕不开电影与新中国政治的关系。而文艺政策正是这两者之间的重要纽带,由上,文艺政策能较为鲜明地体现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倾向,向下,文艺政策又直接指导电影的创作、生产与发展。但在现有的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著述中,鲜见有相关研究成果的面世。本文要展现的正是受不同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环境影响而发生嬗变的新中国文艺政策之下,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通过分析文艺政策出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梳理文艺政策的不同文本形态以及文艺政策价值取向的嬗变等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影响,来探讨新中国文艺政策与当代中国电影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规律。除序论外,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对政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介绍。从现代政策学的角度来说,政策是政策主体为服务于特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是与谋略、措施、办法、规定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行为。政策是政治运行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必然服从于和服务于政治主体所需要实现的意志、利益、任务和目标,政治性目的是政策最本质的特征。就政策的纵向关系而言,政策可以分为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之中,政策具有导向功能、控制功能、协调功能和象征功能。价值取向是政策的灵魂和核心,对政策最终执行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价值取向是由复杂的历史、地理、宗教、心理、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同时,一种价值取向的产生往往源自于主体的某种需要。对于政策而言,其价值取向问题即为政策的着眼点问题,是为谁决策和如何决策才更科学合理的问题。政策主体的政治立场、政治需要和政治观点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都影响着政策价值取向的最终形成,而政策客体是政策的最终受益者或受损者。第二章分析了新中国文艺政策产生的文化渊源、理论背景和现实成因。任何一种价值观念,必定与其产生的文化背景相关。新中国文艺政策价值取向的文化渊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源头的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随之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还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们的文艺思想,直接成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思想资源,是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原因,整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受前苏联的影响,苏联的文艺模式也基本在中国被模仿和套用,它实际上成为新中国文艺政策产生的一个较为现实的模板。第三章从文本形态上对新中国文艺政策进行了整体性的描述和梳理。文艺政策是政治的文化表现形态,体现的是一定阶级、国家、政党或社会集团的文化意志。文艺政策的文本形态主要是指文艺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即“文艺政策主文本”、“文艺政策辅文本”和“文艺政策泛文本。”第四章对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文本进行了分析,从文本的形式演变,政策内核的传承及价值取向的嬗变等方面进行了剖析。从新中国文艺政策之变与不变两方面对政策文本的演变进行了分析。文艺政策之变体现在从早期的政策以领导讲话为主演变到后来的以规范的条例、规定、办法、通知等规范性文本为主；政策对文艺创作从过去的控制演变为现在的调控和引导；政策对文艺的要求从高度的政治性演变为对艺术及其规律本身的尊重。文艺政策之不变体现在文艺政策始终对文艺功能的强调和重视；始终规定和强调文艺要为群众服务和一直关注文艺的民族性等方面。第五、六、七、八章以不同历史阶段文艺政策价值取向的变化为节点,梳理了新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在革命时代(1949-1978),随着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中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强烈的“革命”色彩。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一时期文艺政策的逻辑起点。这篇讲话不仅明确规定了“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而且提出了在“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基础上,“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批评标准。此阶段的中国电影创作,在主题上以阶级斗争为主,运用“三突出”的原则来刻画“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文革”时期的电影,更是将阶级斗争主题推崇到了极致。概念化、公式化是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当中电影创作的痼疾。而这些问题的症结,是当时文艺政策价值取向有失偏颇的结果。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电影也借改革之势开始了多元化探索(1979-1992)。首先是重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全盘否定了“文革”时期的左倾文艺政策,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新时期的文艺政策重新界定了文艺的职能,鼓励文艺创作的多元化。在此政策环境下,电影事业也重获新生,全国各地的制片厂迅速恢复电影的生产,并在发行放映上进行了改革,逐步现代化。在电影创作观念、电影语言方面都进行了开创性的革新,中国电影开始与世界进行对话。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实施阶段,中国电影也随之开始了市场化转型(1993-200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已经逐步确立了文艺具有特殊的商品属性的观念,一系列旨在处理文艺规律与市场规律的文艺政策出台,发起了电影体制的改革,开放了电影市场,疲软的中国电影市场逐渐复苏,中国电影出现了显著的市场化特点。2000年10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报告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继而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标志着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除了物质生产力,电影这一文艺形式也日益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更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承载体。因此,2001年以来,中国电影积极进行产业化改革和产业化建设。突破了体制的束缚,全新的生产关系调整初见成效,投资主体、生产主体、院线经营日益实现多元化,逐步形成了符合新时代市场规律的电影生产、传播、运营体系,电影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电影正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品牌,也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着自己不可或缺的力量。最后在余论部分,本文提出了对新中国文艺政策和电影发展的几点思考。六十多年来中国电影所取得的得失,是文艺政策直接指导电影事业发展的结果。六十多年的实践不难看出,当文艺政策符合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时,政策才能对电影发展进行正确引导,电影创作就呈现积极的发展态势,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反之,电影艺术也必然遭受挫折和损失。在新的时代要求下,政策应该如何才能更加有利于电影的发展?本文认为,正确认识电影的功能是制定正确的电影政策的基本前提,而尊重电影艺术的生产规律是电影能够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基本保障。在构建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背景及现实要求下,电影政策的制定者需要以这两点为基础,解放思想,转变角色,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间接调控引导,平衡发展电影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电影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