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行政机关一方面要落实环境治理与保护责任;另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就业。这就对环境行政执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对此,美国“合作式”执法模式,注重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相互对话”与“彼此交流”;日本的“替代性事前行政指导”通过区分不同情节的违法行为,不仅减少了执法阻力,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益。随着传统强制性行政执法向现代公共治理的模式转换,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更加注重协商性、参与性与合作性。环境行政约谈机制,是在环境保护的范畴内,行政主体者对相对人约请谈话的一种制度。在性质上,其契合了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理论,但是应该警惕其强制化倾向。环境行政约谈机制的理论基础包括:风险社会中危害具有难预测性、多样性和抽象性特点,行政主体需采取更为广泛、灵活的措施来预防风险、保障安全;软法理论主张在社会公平与秩序的基础上来保障公民自由,并试图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置于同等重要的基础上;现代行政法平衡论要求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主张给予相对人更大的权利保护。在我国,环境行政约谈机制是各地环保部门积极推行的新型环境监管方式。但是,其并非是作为独立的行政行为仅仅是附随性的非正式行为适用。现行行政立法现状主要存在于部门规定、地方政府规定中,并且每个地方、内容均层次不齐。各个地方对于约谈主体、对象、方式,范围、程序、效力的规定也各不相同。我国环境行政约谈机制存在理论基础薄弱、理念定位模糊、法律依据不足以及与其他机制衔接不畅等不足等问题。故而,其法治化也应该针对性的促进环境保护与行政约谈理论的有机结合、明确环境行政约谈的理念、逐步完善环境行政约谈的法律依据、加强环境行政约谈与救济机制的衔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