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学术界和相关国际组织对系统性风险测度与防控问题的广泛关注。中国目前提出稳定金融市场,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监管亦遵循识别、度量和控制的基本脉络,由于风险来源复杂,系统性风险汇集了大量混合信息,具有一般类别风险所不具有的诸多特征:高度传染性、叠加性、尾部效应、结构性等。鉴于此,系统性风险识别一直是防控手段的基础。一直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处于近乎完全封闭的状态,严格限制外来资本流入,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其资产运用项目亦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在次贷危机期间,中国已经切断了系统性风险的直接传染途径,因此其受到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较小。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通过阻断资本市场的方式几乎可以完全阻隔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但也有研究认为,由独立冲击所造成的风险传递跨越了传统研究所论述的传染途径,形成的冲击性风险与一般性传染叠加成系统性风险。本文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通过测度独立冲击的增速信息,以及通过其增速指标与一般性相关对比的数据性差异,用以测度独立冲击在中国市场的作用效应,以及中国系统性风险是否存在包含独立冲击的结构效应。本文采用极值理论结合Copula函数构建了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下尾相关系数,通过以Gumbel Copula识别尾部相关的下尾相关系数,以及皮尔森相关系数作为基础数据,计算了该两组数据的风险增速信息。通过风险增速信息在次贷危机期间的差异性变化结果,可以论证,独立性冲击确实构成了中国市场所遭遇系统性风险的重要部分。通过对比中国和美国主要的金融指数数据,发现在一般性相关系数变化幅度较小,增速平稳的情况下,其下尾相关系数的增速信息出现了突变性激增,说明市场壁垒在极值事件中作用大幅度减弱,即现有监管壁垒难以抵御独立冲击造成的风险传递。此外,通过对中国市场、美国、欧洲多国市场的数据增速信息分析,独立冲击存在多反射的特性,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对中国造成直接性独立冲击,还通过世界其他经济体对中国造成间接性独立冲击,相当于来自美国的冲击源到达了中国若干次,形成了系统性风险的叠加效用。随着中国的发展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加,中国金融部门也将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叠加后的系统性风险环境中。中国现阶段完善宏观审慎监管需要更加精细化风险结构信息,预防由传染和独立冲击叠加的系统性风险,并最终逐步过渡到以宏观监管为主,微观监管为辅的全面性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框架,切实抑制银行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维持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