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由美国政府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经济全球化受到更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影响导致全球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简称OFDI）普遍下降。而我国所发起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发挥作用,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OFDI流量最多的国家。据统计,这一倡议出现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到我国投资金额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与此同时,各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差异对OFDI的影响程度成为我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研究论题。本文从“一带一路”国家中选取了53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为研究样本,采用了2003年-2020年共18年面板数据,使用线性的投资引力模型以及非线性的门槛面板模型,探究了各个维度的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产生的影响以及进行先行贸易如何影响我国OFDI和先行贸易怎样调节制度距离从而影响我国OFDI。主要结论为:第一,经济制度距离、法律制度距离和政治制度距离均对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存在负向作用。其中,对我国作出投资决策影响最大是政治制度距离。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各个维度制度距离均与对外直接投资成反比,而发达国家则不受影响。第二,各个维度制度距离均受先行贸易影响,先行贸易抑制了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的负向影响,同时先行贸易本身对我国OFDI存在促进作用。第三,不同维度的制度距离在先行贸易作为门槛变量时,呈现非线性影响,并且存在最优先行贸易区间。第四,通过分析聚类结果发现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中,制度距离较大的基本是发达国家,制度距离小的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进行OFDI时,可优先考虑与中国制度距离小的国家,优先考虑已经建立贸易的国家。面对存在制度差距的国际时,可以通过考察先行贸易值得大小,作出是否进行OFDI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