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的发生,留守儿童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留守儿童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被迫与父母分离,亲情的缺乏或淡漠使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爱与关怀,这种不利处境威胁着正在发展的安全感。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留守儿童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均对安全感有预测作用,但尚未有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本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三者的关系,对重庆市龙潭县两所初中及忻州市静乐县一所初中,以班为单位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共获得600名被试,剔除无效问卷和极端值,筛选出282名留守儿童和254名非留守儿童,共计536人,问卷回收率为89.3%。本研究采用《安全感量表(SQ)》、《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进行调查,经过一系列描述性统计分析及推断性统计分析后,得到如下结论:(1)是否留守维度上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安全感水平上均呈现显著差异,非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应对倾向和安全感水平要显著高于留守儿童。(2)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安全感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在首次留守年龄、与父母通电话频率和时长上面存在显著差异。首次留守年龄越大、与父母通电话时长越多,留守儿童安全感越高。与父母通电话的频率越高、时间越长,留守儿童体会到的社会支持越高。(3)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在安全感两维度上均存在线性回归关系,主观支持与积极应对可以解释安全感中确定控制感的12.6%变异,并且达到显著水平。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积极应对可以解释人际安全感24.4%的变异,达到显著水平。(4)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与安全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影响留守儿童安全感,也可以通过促进其积极应对方式或控制消极应对方式的使用间接地影响留守儿童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