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思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的一股强劲的史学思潮。新时期现代化启动的大环境下,系统论史学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是政治化史学面临严重危机,“文革”期间,历史研究被滥用、过度地政治化,论为舆论宣传、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影射史学”大行其道,给历史学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进入新时期后,人们对教条化、政治化的研究普遍感到了厌倦,系统论思潮正是针对这一弊端而出现的；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理论方法的传入,西潮冲击之下,当代西方史学主流为中国史学发展提供了指引,跨学科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联姻的趋势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关注,探索唯物史观之外的新方法途径从而建立完整的方法论体系成为史学界的共识。系统论史学初次亮相的标志是1980年金观涛、刘青峰发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首次将系统论、控制论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中。这给新时期的历史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系统论方法首先在“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中大展身手、发挥效力,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成分得到更为精确的描述和分析。这种引入系统论方法的初步尝试,在史学界引起了赞誉和质疑两种不同反响,进而刺激着研究者们从理论上去探讨这种引进的可行性和利弊得失等问题。系统论史学在1984年至1986年间达到高潮阶段。自然科学成为一时显学,作为信息时代科学基础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成为史学界注意的中心,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运用系统论方法探索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有所深入,同时也开始用于思想史、政治史等方面的历史课题研究；围绕着系统论方法有效性论证、历史研究如何引进系统论方法、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等问题,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讨论,展开激烈争辩；各家学术刊物倾力支持,集中刊布了大量文章,为这一研究推波助澜；相关的学术讲座、研讨会相继召开,不同意见之间的辩驳强化了这一讨论的热烈气氛。这一阶段,系统论应用于史学的理论探讨趋于深入成熟。系统论思潮于1987年下半年开始回落,从1989年愈加暗淡直至退出史坛。在此阶段,应用系统论方法的成果日益减少,理论探讨陷于停滞状态,史学界言必称系统论的局面消失了。1989年金观涛的“超稳定”学说被冠以“反马克思主义”之名受到严厉的批判,系统论思潮最终烟消云散。作为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一次初步尝试,系统论思潮初步总结出一些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经验和教训,给中国史学留下了富有启迪的理论遗产,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综合性特征已经成为今天历史学基本观念和共识。同时,系统论方法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注入了新的理论内涵。这使1980年代的系统论思潮在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