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医学史上的著名争论，朱丹溪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局方》）之争是金元医史叙写中的重要内容，然在学者对二者之争孰是孰非的论述中却鲜有涉及后世之人对二者之争的不同态度。本文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出发，利用士人文集、医学书籍、近代的医学史专著和高等中医院校《中国医学史》和《中医各家学说》统编教材等资料，对元明清三代儒士与医者、近现代医家及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对二者之争的相关记载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隐于二者之争书写背后的动机。
　　儒士对二者之争赞同和折衷的书写与他们对医学“若即若离”的态度相关，与丹溪学派的亲近关系、为丹溪学派医书作序的缘由、无意深入探究医学的态度、对于各家医学思想的理解，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医者赞同、折衷、反对态度各异的书写背后，隐藏的则是丹溪弟子对其学术来源者的推崇、突出丹溪的医学成就、对不同医学思想的理解、各异的学术主张及不满丹溪开訾毁前人风气等因素。无论是对前人评价的摘录，还是在史料基础上的自我发挥，近现代医家对二者之争的书写均持赞同态度。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对二者之争的书写随着教材多个版本的编写而逐渐清晰，于摘自前人评价的基础上融入了进一步的思考，其态度或赞同或折衷。这其中的因由不仅是医学知识系统化的需要，《中国医学史》将金元医家学术争鸣放到教材编撰的重要位置及《中医各家学说》强调丹溪独特医学思想的教材指向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各类医学书籍对《局方》方剂的广泛引用和其他文本资料中常见的《局方》字眼在证明了《局方》被广泛应用的同时，对《局方》不满者的存在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检视丹溪与《局方》之争，对二者之争进行重新评价，首先丹溪对《局方》好用温热的评价似乎并不妥当，此外丹溪不满的乃是过度夸大《局方》之功而造成滥用方书的社会现象。于后人眼中，在真正不满拘泥《局方》多用温燥之外，不断被书写的二者之争同样代表了灵活的个体化用药与成方贩卖之间的矛盾。与丹溪同时的医家中，不满《局方》者尚有倪维德，然伴随着占据文本优势的丹溪在医学史上地位的提高，丹溪与《局方》之争成为当时金元诸家反对医学时弊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