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从法国移至美国。在第二次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韦勒克宣读了影响深远的《比较文学的危机》,在文中韦勒克将比较文学的危机归结于其缺乏明确的研究内容与具体的研究方法。他开出的处方(将“文学性”作为对象,采用“描述、刻画、阐释”等方式)实质上是一般文学研究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加之韦勒克的阐述比较笼统,为比较文学今后的发展埋下了新一重危机。自此之后,“危机话语”伴随着学科发展不绝于耳。论文第一章节重访以“教堂山会议”为标志的比较文学“美国时刻”的降临。通过细读韦勒克、雷马克的论文,结合后面数十年的比较文学年鉴、ACLA报告,揭示进入“美国时刻”的比较文学孕育的新危机,并指出:“文学性”的困境、与对“可比性”的争议是这一危机的两个重要标志。虽然“可比性”概念直到1995年才由卡勒明确提出,但美国学派重拾“比较”之法以及对其进行的学理反思早在60年代就有了实践。这个两个看似独立的问题域,实则共同决定了比较文学的本体意义。具有明确内涵、存在于不同层面上的“可比性”(诸如修辞、主题、类型、历史的模式)决定了文学性的多重面向;而文学性通过对文学本质的追问,使“可比性”向诗学层面延申。第二章节以哈利·列文的主题学研究与保罗·德·曼的修辞学研究为例,呈现在美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中文学性的不同面向。哈利·列文将旧有的“题材史”重塑为新的“主题学”,主题的文学性不仅在于作者择取与回应主题的艺术性方式和读者阐释主题的结构性意义,也因主题所反映的人生境遇的普遍性是人文理想的体现;保罗·德·曼通过“修辞阅读”建构了“语言学的文学性”,从“阅读文学”到“文学地阅读”,拓展了“文学性“概念的内涵与生成方式。论文的最后一章节以“成长”隐喻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发展历程。对于成长至关重要的一个要素是“理想”,比较文学的理想是在各种语境中描述、刻画普遍意义上的文学性。在此意义上的文学性亟需一种新的命名以凸显其特殊性以及与比较文学的密切关系。本章节分别考察了“互文性”、“文学性间性”、“(共同)诗学”三种概念的偏重点、有效性与局限性。“文学性”概念作为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历史动力,虽然面临着本雅明所说“耗尽”的威胁,但同时具有自我更新、不断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汲取话语资源的潜力。重新考察’文学性’观念,目的是以新的视角重返具有新意和新见解的文学研究。因此,从“文学性”视角反思比较文学,不仅是学科发展史的梳理,更是为了审视和启发当下比较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