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考据学家,能诗、文、词,兼及散曲,博学奇才,著述等身。杨慎出生于一个诗书礼仪之家,从小就受到各种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杨慎少负俊才,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擢翰林院编修。杨慎在仕途上即将平步青云之时,却在“大礼议”中触怒皇帝,先后被廷杖两次,并被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杨慎在云南期间,由于受到沐氏家族的庇护和当地官员的优容,杨慎获得了充裕的时间进行著书创作。著作之多,十分惊人。据杨慎的滇中好友简绍芳撰写的《升庵年谱》载,杨慎著述达四百余种,然散佚颇多,明清各书目仅存一百余种。据现代学者整理统计,杨慎著述现存两百余种。《升庵集》涵盖了杨慎的诗文及各种杂著,集中了杨慎的主要著作。《升庵集》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几个版本：明嘉靖三十五年,宋少宇的泸州刻本奠定了刊刻杨慎诗文合集的开端,初具总集性质,继有嘉靖四十三年周复俊吴中刻本,增补佚文五十余篇,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嘉靖间的三个刻本其稿本均为杨慎手稿,属于一个体系,虽然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总集,但是为万历间八十一卷本《升庵文集》的刊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万历间八十一卷《升庵文集》出现了四种本子,分别为万历十年蔡汝贤刻本、万历二十四年庄诚刻本、万历二十九年王萧刻本、万历年间陈大科刻本。这四个本子同出蔡汝贤刻本,一脉相承,也属于一个体系。在八十一卷《升庵文集》被多次刻印后,万历年间秀水闳览斋卜世昌刊刻了《升庵杨太史合编》二十四卷本,意在存升庵著述单刻,并补全集之遗。清代《升庵集》的编刻,多是在万历诸刻本尤其是陈大科《升庵全集》的基础上进行翻刻,或纂辑《升庵全集》、《升庵外集》、《升庵遗迹》将其汇刻,以广流传。通过对《升庵集》诸版本流变的考证发现,《升庵集》从最初的二十余卷逐步壮大到二百四十卷,足见其魅力日久弥新。杨慎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就其《升庵集》而言,其学术成就可分为六个方面。一,杨慎论诗主张“诗缘情而绮靡”,杨慎散文同样也是感情真挚、文采斐然。且杨慎“以博洽冠于—时”,故而其文也才情横溢,多具雄词博辩的特色,时而间杂考据。然而杨慎散文根据不同的体裁,也灵活变化文章风格,善于打破每种体裁原有的格套,随物赋形,富于变化。二,杨慎的诗歌以贬谪云南为分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重俪偶,讲声律,不脱六朝习气；后期诗歌则情感真挚,题材十分广泛,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性,思想比较深刻。三,杨慎的诗论从诗歌的源头《诗经》来探讨诗歌的本性,认为抒情性是诗歌的本质特征。杨慎在诗歌创作上,继承了六朝以来的绮艳诗风,他还标举六朝以来的“丽则”、“丰艳”等诗歌审美主张。杨慎论诗极为推崇李白、杜甫,还十分关注当代文坛,对明代的代表诗派陈庄体和以李、何为代表的七子等进行了全面剖析。四,杨慎提倡求实的治学方法,坚持博通原则,不仅以正文字、明音义为主要内容对儒家经典进行训诂考据,而且对诸子、诗歌、金石、地理、历史、动植物等诸多方面都做了考订,开启了明代中后期新的学风。五,杨慎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受到罗钦顺、王廷相的气学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此外,杨慎还主张性情不离的“合性情论”,提倡实学、考据,反对虚谈、空疏。杨慎的哲学思想不仅对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也为后来明清之际兴起的反理学思潮作了先导。此外,杨慎在音韵学、诗经学、史学、佛学、书法理论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杨慎对各种文学体裁都能运用自如,而且雅俗兼擅,诗文皆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明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