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界以比较的视域研究艾特玛托夫《白轮船》和沈从文《边城》的成果和运用拉康的“镜像阶段论”分析老人与孩子关系的文章稀少,而拉康的“镜像阶段论”中关于母婴关系的论述,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婴儿与父母亲之间,它完全可以推广到老人与孩子关系领域。因而运用它阐释作品既是对西方理论的活学活用,又可以把文学中老人与孩子关系的探讨推向精神分析层面,这是具有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另外,老人与孩子是弱势群体,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是以唤起人们“同情与怜悯”的悲剧角色,彰显着一种沁人心脾的悲剧力量。对其潜藏于审美层面之下的结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也是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解决诸如对农业文明的反思、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全球化浪潮中对本土文化的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就不应该漠视诸如《白轮船》和《边城》这样的承载着重要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农村题材作品,因而笔者就把研究的目光置于这两部作品上。本文首先对老人与孩子关系的心理构成进行系统地阐述。从老人的角度出发,通过“内外投射机制”的作用,孩子一方面被老人视为自我理想结构,另一方面被当成认证自我的“他者”;从孩子的角度观照,老人就是孩子的“母亲”,老人与孩子之间的心理纽带就是母亲与婴儿之间的心理链接“菲勒斯”,即欲望的能指,对应于《白轮船》和《边城》两个文本就是“长角母鹿”与“渡船”这两个意象,从而使老人与孩子在心理层面结合得更为紧密,他们的关系就构成了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母婴三元关系”。其次,对两个文本中老人与孩子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做较为详实地剖析。由“母婴三元关系”的内在构成可知,老人与孩子的共同命运是“父之名”的缺失。从社会即象征秩序的视角看,老人与孩子其实是一个“父亲”(社会的象征秩序)的“孩子”,他们同样受制于社会的象征秩序。因而在社会的象征秩序下,老人与孩子的心理发展轨迹应是寻找父亲,寻找属于自己的象征秩序并进入其中。对应于文本,这种象征秩序的意象就是《边城》中的天保、傩送和《白轮船》中的白轮船。再次,对老人与孩子形象所蕴含的悲剧性做较为深入地探讨。如前所述,连接老人孩子的纽带是菲勒斯,自然,它的被毁,也就预示着“老人孩子体系”破裂,其悲剧性也就突现出来。对于孩子来说,这是成长的悲剧:原因是“父之名”的游离不定,孩子始终没有抓住它,只能是近乎无望的期待(《边城》中的翠翠)与无情的毁灭(《白轮船》中的孩子)。对于老人来说是死亡的悲剧:死亡是被“父之名”抛弃,更重要的是老人牵挂着孩子(另一个自我),因为他没有找到“父亲”。最后着重论述老人与孩子的悲剧互相纠缠、互相影响从而形成的双重的悲剧这一论题。本文以论述老人与孩子关系的内质为出发点,通过剖析得出其关系为“母婴三元关系”,再从两个文本里面老人与孩子所面对的现实中推理出其心理发展轨迹是寻找父亲,在此基础上对老人孩子关系的不稳定性做了论述,得出其悲剧是成长与死亡、“阉割”与剥夺、绝望与牵挂交织在一起的双重悲剧的结论。这个结论的得出,对文学中人物关系的重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