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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知识经济背景下,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股跨国研发的国际化新浪潮开始兴起。我国极具开拓进取精神的“后发型”跨国企业,也开始采取跨国研发的开放式创新战略,将企业“研发环节”向发达国家转移,旨在通过跨国研发进入全球市场,学习和整合从多个开放式创新源所获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构建其在全球市场上持续竞争优势。然而,对于同时面临着激烈的全球技术竞赛、企业自身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不足,以及母国制度环境约束、东道国制度壁垒等多重困境的我国“后发型”跨国企业,要如何在跨国研发的过程中,真正发挥跨国研发投资对其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因此,本文以2009~2014我国电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及生物制品业以及高信息技术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147家跨国研发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制度与资源基础观双重视角,深入剖析出企业外部制度与企业内部异质性资源的相互作用机制对跨国研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采用面板泊松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本文理论框架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结果显示:1)企业异质性资源是跨国研发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不同类型的企业异质性资源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跨国研发企业互补性研发资源、企业国际化经验能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而企业国有股权这一所有权异质性资源则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会抑制跨国研发企业创新绩效提升。2)母国制度环境质量对企业异质性资源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母国制度环境质量越高,越能减少跨国研发企业对研发投入资源与国际化经验的严重依赖,起到替代企业异质性资源促进创新绩效提升的作用。但是,母国制度环境质量越高,国有股权这一“诅咒性资源”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发严重。3)进一步的,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知识产权制度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等不同层面的母国制度环境因素,我们发现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企业异质性资源与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最为明显,知识产权制度和金融市场化程度则相对较小甚至不显著。这意味着,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相比其他制度环境要素,政府与市场关系仍然主导着我国企业创新活动最重要的母国制度因素。4)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则并不是对全部企业异质性资源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都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在企业异质性资源中,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对企业研发投入资源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但是,对企业国际化经验和所有权异质性资源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即能显著降低跨国研发企业对国际化经验高度依赖,以及显著减轻国有股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促进跨国研发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这也表明,研发资源作为企业创新绩效产出的最重要资源投入要素,即便在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十分优越的情况下,仍然是对企业跨国研发和创新绩效提升十分关键的创新资源。5)最后,我们发现,东道国制度对母国制度也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越好,越能降低跨国研发企业对母国制度发展水平的依赖程度。从而,我国企业去往发达国家市场进行跨国研发的“母国制度逃逸”动机得到证实。基于以上实证结论,在文章最后,笔者针对我国跨国研发企业与我国政府的跨国研发创新战略提出合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