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总量虽少，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关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3月9日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团的审议时也强调指出，要牢牢地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加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扶持人口较少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研究和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跟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也经历了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在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中，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只有在实地调查中才能被发现，进而通过研究加以解决。在实地调查基础上进行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方面，社会学的先驱者费孝通先生无疑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作为他的后学，我们理应追随先生实地调查的脚步，延续前辈及其成果的学术生命和价值。为此，我们选择了六巷村为调查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追踪调查六巷村，也是各种机遇和渊源使然。其一，费孝通先生2005年4月24日逝去，我们的导师徐平教授接受其亲人之委托，追踪调查费孝通先生第一次社会调查地——六巷花篮瑶村落，我们有幸参加这个项目。其二，因为该村是一个学术名村，备受社会和学界的青睐，因而不同时期对它的调查研究为我们今日的回访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从而便于我们进行纵向的比较研究。就实际情况而言，旧著反映的地方社区生活显然已发生巨大变化，但今日人们更有兴趣了解那里的新貌，并且学术界也非常关心该村时空转换和变迁的本质。因而该村自然是我们进行社会文化变迁、经济变迁研究的最佳选择。其三，各民族村寨在社会大环境中，往往处于同一的社会制度和结构之下，并且具有大致相同的演进机制和趋势。虽然在文化、习俗等方面依然存在差异，但是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后，他们经济变迁的历程和趋向已是大致相同。因此选择某一具体村落作为个案研究，往往具有窥其一斑之效。况且就本人当前能力而言，还难以驾驭更大的题材，但从社区的个案研究做起，通过地方性的描述和分析，去探索这一类山地民族社会变迁轨迹和发展模式的方法不仅是我读研期间特别注意学习的内容，而且也是对我三年学习生活的一种锻练性总结。本文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从经济变迁的视角出发，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深入细致地解读六巷。写作的基本思路是，以费孝通先生70年前笔端的花篮瑶历史记忆和细节为出发点，在对当地经济变迁进行历史回顾和现状总结的基础上，探讨山区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本文的理论思考和基本观点放在导论和结语部分。全文的主体，是着重于对村寨人、事、情景的忠实记叙，并在叙述中尽可能呈现村寨社会经济原貌，让原本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不会桎梏于刻板的理论。但本文对六巷村的个案研究并非是孤立的单个村寨研究，而是将其放在它所处的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因此本文在最后提出了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发展问题和现象，以及其未来的走向。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阐明选题的意义、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本章从少数民族村落研究、瑶族研究、社会文化变迁和适应理论这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以作为本项研究的文献和理论基础。然后又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对调查地点做了基本介绍。第二章是在社会制度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将六巷花篮瑶经济变迁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分别阐述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结构和特点。解放前，位于大瑶山深处的六巷村是典型的山地农耕社区；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农为主，兼顾林业；文革期间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以粮为纲，传统经济结构遭到严重的破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在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六巷村由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迅速向农、林、商等多种经济形式并举发展。第三章系统论述六巷村的经济现状。从宏观角度分析六巷村的经济结构，从微观角度对当前家庭经济进行透视，并着重介绍经济发展中的两种新现象——打工经济和商贸发展，运用社会学知识和理论来解释各种经济现象，通过对问卷定量分析和个案访谈定性描述，具体生动地展示现代六巷村瑶民的生产、生活状态。第四章对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进行总结深化，探索社会经济快速变迁的动力。六巷村的变迁是在政府的扶持、市场驱动、环境变化等外力的推动下，结合本民族内部社会文化的主动调适而形成的。在对六巷村这个少数民族村寨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人还针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粗浅的看法和建议，希望有助于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