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将其置于国家战略核心位置。十九大报告上,我国指出需要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需要积极渗透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和发展增长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给国家法治体系提出了挑战,形成了技术迅猛发展和与法律滞后性的显性矛盾,同时存在平衡效率与安全价值、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隐性矛盾。在人工智能领域,人脸识别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分支技术,技术创新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与发展,还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法律规范的缺失使得技术滥用现象频发。为了更好地利用人脸识别技术,除了进一步发展技术之外,更需要确保技术运行的法律规制。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探讨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从而有效解决以上矛盾。人脸识别技术要进行法律规制的原因在于技术本身是中立的,究竟用向何处、怎么使用,完全取决于人,而法是调整人的行为的社会规范,强制力是法律得以实施的保证。人脸信息保护是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的应有之义,宪法人格尊严保障规定是人脸识别技术法律规制的根本依据,与人脸识别有关的民法典隐私权保护规定和均是宪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化。目前我国人脸识别法律规制存在缺乏专门规制人脸识别技术的法律法规、行政监管不力且缺乏机构专门监管、被侵权者寻求公力救济的途径有限以及人脸识别技术行业自律尚未形成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法律规制的目的不是为了抑制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而是引导技术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则,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完善我国法律体系来规制人脸识别技术的对策包括在事前法律规制阶段,借鉴以欧盟GDPR为代表的统一综合立法模式和以美国、瑞典制定的各个法案为代表的分散专门立法模式,构建我国“专门立法+分散立法”保护模式,即制定高位阶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单行法,强化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尤其是人脸信息的保护,对一般个人信息的利用;通过行政立法建立信息采集主体准入制度。在事中法律规制阶段,采用行政监管和社会治理双管齐下的规制措施,建立接受公众监督的人脸信息数据库,加大人脸识别侵权行政处罚力度以及推进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开展行业自律补充法律规制的不足。在事后救济阶段,确定人脸信息侵权承担责任的主体和探索引入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机制。法律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有效规制人们滥用技术,能够进一步帮助人们规范运用人脸识别技术,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保障技术能够发挥有利的作用,促进技术向善,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