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并购重组而来的大规模商誉,以及商誉所引发的大规模商誉减值都会影响公司股价的稳定,进而威胁到整个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大股东作为公司的内部人,通常与公司存在一致的利益趋势,并且与外部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优势,能够更真实更准确的了解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所以外部投资者更容易认同大股东传递的信息,可能会根据大股东行为所传递出的公司信号进行相应的投资决策。因此,当公司股价波动时,大股东为了有效缓解商誉风险,提振投资者信心,会选择通过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的行为来向外界传递出看好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积极信号,吸引外部投资者投资,稳定公司股价。因此,商誉确认与大股东增持之间的关系、商誉减值与大股东增持之间的关系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探究商誉确认与大股东增持、商誉减值与大股东增持的关系。针对本文研究的问题,首先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商誉确认与公司价值波动、商誉减值与公司价值波动以及大股东增持动机的相关文献,随后简要介绍并购效率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及市场择时理论,为本文研究的提供相关理论基础。基于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相对于没有商誉确认的公司,拥有商誉确认公司的大股东更倾向于进行股票增持;相对于商誉确认较少的公司,当期商誉确认越多的公司大股东股票增持的倾向性越强;本期计提的商誉减值越多,大股东进行股票增持的倾向性越强。通过描述性统计、单变量分析、相关性分析、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验证了研究假设,并通过替换变量法、样本分组法、工具变量法三种稳健性检验增加结论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研究,以商誉减值风险验证商誉减值信号的强化与大股东增持之间的关系,分析产权异质性视角下商誉确认、商誉减值、商誉减值风险对大股东增持倾向性的不同影响,并检验大股东增持的动机。主要结论有:第一,本期确认商誉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大股东更倾向于进行股票的增持;并且本期商誉确认越多,大股东增持的倾向性越强。第二,商誉减值程度不同,大股东增持倾向性不同,大股东增持的倾向性与高商誉减值程度显著正相关。第三,在高减值组样本中,若当期存在新增并购商誉,商誉减值风险被进一步放大,大股东增持倾向性更显著。第四,由于产权异质性差异,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基于政治动机增持,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则基于经济动机增持。第五,商誉确认时,大股东增持除了择时动机以外,还有信号传递动机发挥作用;在高商誉减值时,大股东基于信号传递动机选择增持。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政府部门、上市公司、外部投资者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