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密切相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不仅缓解了我国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紧缺的问题，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市场份额和资源的共享和竞争。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按照发展特点可分为起步阶段（1978-1991）、迅速扩大阶段（1992-1997）、停滞阶段（1998-2001）和高速发展阶段（2002-至今）。在起步阶段，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来自港澳台的短期投资，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整体呈现额度小、质量低的特点。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1992-1997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扩大，投资项目达到262318个，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968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30%。投资领域也从最初的工业制造业逐步扩展到金融、保险、贸易、旅游等第三产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周边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各国对外投资量骤减，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停滞阶段。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减弱，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走出了发展停滞的阴影，而且得到了高速发展。2002-200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从527.43亿美元上升到918.04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8%。2002年，我国成为全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从省际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各省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例均有所变化，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扩散的态势。将1992年前后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广东、海南、福建三省降幅较大，北京、上海、湖北略有下降；辽宁、天津、江苏、浙江和山东等9省（市）呈明显上升态势。统计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分布集中度逐步减弱，但大部分资金流向少数地区的格局没有变。从三大区域层面来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差距逐渐缩小，但依然很明显。截止到2009年底，东、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77.39%、13.33%、9.28%。从全国整体来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东部明显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重心长期偏离自然地理重心(东经103.5度、北纬36度)的局面。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次序、区域发展战略及地区自身发展条件密切相关。在实证部分，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对外贸易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统计数据为基础，以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为研究对象，选取GDP、市场化水平、货物周转量、劳动生产率、外资存量、城市化水平和优惠政策这七个变量指标，运用传统计量模型，从市场、成本、集聚、政策等方面对影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在全国，利用外资存量、GDP和货物周转量与FDI正相关，城市化水平、劳动生产率、市场化水平与FDI负相关，优惠政策与FDI的相关性不显著；在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利用外资存量、货物周转量、优惠政策和GDP与FDI正相关，市场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与FDI负相关；在中部地区，利用外资存量和GDP与FDI正相关，市场化水平、劳动生产率、货物周转量与FDI负相关，城市化水平和优惠政策与FDI的相关性不显著；在西部地区，GDP、利用外资存量和劳动生产率与FDI正相关，货物周转量与FDI负相关，城市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和优惠政策与FDI的相关性不显著。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各个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差异的因素不尽相同，其中市场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对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明显，外资存量和GDP对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影响较大，GDP和基础设施建设对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显著。其中，城市化水平和优惠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统计不显著。据此，本文结合各地区发展情况和各自特点，对其应如何进一步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带动自身区域发展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