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艺术史作为一种艺术史研究方法，最初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与女性主义、视觉表征的心理分析、分析符号与意义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一起，组成“新艺术史”极具活力的研究实践。本文从社会艺术史的先行学者之一，豪泽尔，以及其于1951年出版的具有奠基石性质的著作《社会艺术史》为讨论切入点，结合广阔的艺术史演进背景，分析社会学考察艺术史所使用的角度、概念与方法。以此为基础，文章将深入思考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艺术史研究转向，对该学科带来的巨大冲击与影响。四个核心范畴构成剖析《社会艺术史》新方法的出发点。首先，社会经济结构与阶级分层对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演变具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其次，豪泽尔使用折中了的马克思与卢卡奇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理论，指出艺术作品承载意识形态的各种方式，他以法国艺术家大卫作为个案，解答艺术的政治属性是否影响艺术品质的设问。接着，豪泽尔从艺术生产，各种艺术中介形式，艺术公众的讨论入手，考察社会物质环境如何介入艺术精神空间。最后，豪泽尔重新评价了手法主义的贡献，并将其看成社会艺术史对艺术史学科的贡献之一。豪泽尔为了克服社会学视角透视艺术史带来的简化论而重新建构了艺术社会学，这样的重构赋予其艺术史研究思想以现代性。他引入对话模式，消除了社会学那种异化的、将艺术以及一切社会现象都简化为学科客观范畴的弊端。豪泽尔的“沟通”模式成就了一种潜能，艺术作品不仅是基于视觉的自律形式，还是一种以社会为条件的世界观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艺术隐含着社会认知功能。对我们当下来说，研究《社会艺术史》成为一个激发点，让我们思考艺术、审美与社会、自由之间到底关系如何？艺术与社会并非毫无意义地对等或者对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变动的，突出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对此，豪泽尔给出的乐观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当下的艺术发展仍然意义重大。文章最后概述了社会艺术史发展的大致轮廓，豪泽尔与早期社会艺术史研究的关系，以及他与“新艺术史”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