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集了东亚五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泰国)从1974-2002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包括：名义和实际汇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经常账户余额、政府预算、货币供给量增长和实际GDP增长的年数据，资料来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各国的各年度的汇率制度进行分类进而进行数据的归类，有些学者如Ghosh，Guide，Ostry和wolf(1995)使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汇率安排与约束》中各国官方公布的汇率制度；但另外一些经济学者Edwards和Savastano(1999)、Calvo和Reinhart(2000)则认为这种官方汇率制度分类不够准确。Calvo和Reinhart(2000)研究了各国汇率的特征和一些能显示出稳定汇率努力的指标，发现很多宣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执行的是钉住汇率制度。Calvo和Reinhart还发现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波动性极高，显示出很严重的国家干预。 Kwanho Shin和 Jong-Wha Lee在《东亚国家的汇率制度与经济联系》一文中详细阐述了KJ的分类方法，并据此将东亚国家的各年度汇率分成钉住与浮动两大类。这个分类使用了一个最低汇率变动标准、一个波动临界值和一些相应的调整使得汇率变动的持续程度和变动时间的判定更加准确，能够把一种货币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分为钉住或者浮动。通过比较分析90年代以来的新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法，作者认为，本文无论是在研究目的还是数据要求上与Kwanho和Jong的分类十分接近，因此，本文采用Kwanho和Jong的分类将东亚五国的汇率数据作分类处理。 本文集中考虑三组宏观经济指标：1、宏观经济绩效指标：通货膨胀和产出；2、与通货膨胀有关的宏观经济政策指标：名义和实际的货币增长，政府预算占名义GDP的比重；3、与产出增长和波动有关的对外部门指标：经常项目账户余额占GDP的比例，名义和实际汇率的变动百分比。为了研究东亚地区钉住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分别计算钉住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之下的各种宏观经济指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并且统计出两种汇率制度下的宏观经济指标的均值差额的z统计量和相应的显著性水平。本文的首要创新之处在于将幸存者误差(Survivorship Bias)引入东亚国家汇率制度研究并用东亚国家的具体数据验证汇率制度的绩效研究是否受到幸存者误差的影响。如果受到影响，那经济危机阶段的经济绩效有可能是危机之前的汇率制度引起的。本文首先对比了钉住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下宏观经济指标的差异，然后排除了之前为钉住汇率制度的金融危机阶段的数据再对比分析钉住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指标，研究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此外，本文深入研究了各种汇率制度下的金融危机阶段的宏观经济绩效指标，分别比较了钉住汇率制度下的金融危机阶段、浮动汇率制度下的金融危机阶段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阶段的各个经济指标(消费者物价水平、产出、名义货币供给、实际货币供给、政府预算、名义以及实际的货币贬值)的差异。 通过对东亚五个国家实行的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比较分析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本文的分析肯定了Mckinnon的观点，即东亚国家普遍执行钉住汇率政策，而且统统都是钉住美元。 其次，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能支持更低的通货膨胀程度或者更高的宏观经济纪律可以成为东亚国家选择钉住汇率制度的理由。钉住汇率制度下的通货膨胀率相似于浮动汇率制度下的通货膨胀率。事实上，如果我们排除了幸存者误差的影响，浮动汇率制度下的通货膨胀率甚至更低。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和政府预算在两种汇率制度下也是相当的。这些结论支持了Glick， Hutcllison和Moreno(1999)的观点，即钉住汇率制度并不是东亚国家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东亚经济的特殊性使得东亚国家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第三，样本数据表明在东亚国家钉住汇率制度下的平均经济增长一般高于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钉住汇率制度的好处。然而，排除了幸存者误差的影响，发现两种汇率制度下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明显变小；得到的数据也不能支持钉住汇率制度可以提升出口竞争力的观点；并且，两种汇率制度下的实际汇率波动的差异也相当小。 第四，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金融危机阶段在钉住汇率制度下会有较高的累计通货膨胀水平和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而97年的金融危机阶段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平均通货膨胀率甚至低于危机之前，产出在危机之后急剧下降，当然，这也正是金融危机过于密集和政府信誉危机的后果。 总之，东亚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东亚国家在钉住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宏观经济绩效差异相当有限。这样，一些传统文献强调的钉住汇率制度的优点就不能充分解释东亚国家偏好钉住汇率制度的理由。也许汇率稳定对于东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还在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