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是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化、现实化的推进与展开，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和空间地理理论，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和空间地理变迁的关系，从而以地理学经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全景视野。地理学和历史学分别对应于描述人类经验社会的空间和时间，前者在本质上实为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反映，资本积累正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空间地理这两者关系的动力机制。基于此，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元理论充分运用到自己的空间地理学研究之中，通过深入发掘空间地理学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关系，旨在强调空间生产与资本积累的必然连接，以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资本-权力霸权实践的彻底批判。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以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为现实背景，以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内部危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复兴为理论背景，试图描绘地理学视域中资本霸权和政治反抗的辩证空间。从整体理论构架而言，首先，它以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辨证关系为逻辑起点，深入分析了两者主导-依附的二元构架：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领土逻辑则为其提供保障机制并伴随它的发展而发展，两者相互交织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的根本动力。其次，它以美国霸权为典范的新自由主义与剥夺性积累为形式和本质。资本积累透过国家权力的保障和资本-空间的有效结合得以实现，美国正是运用金融化工具行使新自由主义来维持其霸权地位。新自由主义力图打破原初的制度框架，实现彻底的商品化和私有化，以重构新的阶级力量关系，推进资本积累的全球化进程。同时，作为新帝国主义之实质的剥夺性积累，则透过改变原始积累的暴力掠夺，在“自由、平等、民主”的掩盖下，利用国家权力，对内借助私有化来解决过度积累问题，对外则通过空间扩张、输出资本、货币贬值和制造危机等方式进行掠夺。再者，它以资本主义内部危机的必然性所引发的反抗运动为现实落脚点。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危机由过度积累引起，时空修复机制即扩张资本主义外部空间延缓内部危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的激化，但不能根除这一痼疾。为实现利润和剩余价值的不断生产，新自由主义霸权在虚假性和剥夺性的运行过程中，严重违背其个人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并重建阶级利益群体的分布格局，从而促使新一轮反抗运动在全球范围的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多重矛盾决定了反抗运动的多样性，而扩大再生产和剥夺性积累的辩证统一则构成反抗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由此，哈维进一步勾勒了一种以基于考茨基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联盟的“新政”为核心的替代性社会形式。总体而言，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借助于马克思之口表达了一个基于对马克思思想资源的深入挖掘，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并向未来替代性社会无限开放的激进尝试。它把资本逻辑和空间生产的统一视为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起点，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立足资本主义社会之基本矛盾的内在必然性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暂时性，从而在根本上导致其最终沦为维护资本霸权的实证政治。它既不同于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又异于彻底建基于资本逻辑并试图消除民族国家界限的后帝国主义理论。它以资本逻辑-领土逻辑的主导-依附构架为基础，既承认资本逻辑的全面主导性，又强调国家-领土、依附-中心结构的现实有效性。它基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经典帝国主义的理论视域，但在解构性上又弱于后帝国主义理论的激进根基。作为其现实落脚点的革命政治学和替代性构想，则建立在主体的空心化和社会基础的缺失之上，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科学基础。在革命的主体向度方面，哈维虽然重构了无产阶级的传统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拓展了革命者的范围，但依然未能找到具备统一阶级意识、阶级意志和政治实践的强大革命主体，根本无法承担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重任。在革命的客体向度方面，他既没有系统创建指导性的革命纲领、组织形式和革命路线，又没能确定实现替代性社会应具备的强大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从而直接造成其革命政治的审美乌托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