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是一位中心式人物,他以丰富多彩的言论行动和具体的政治活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擘。梁启超在西方民族国家建构话语和本国富国强种式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身体观念。晚清受西方强国侵略的危机时局和随之形成的民族耻感是梁氏身体观念形成的历史条件,中国传统的身体隐喻思想和西方身体价值观是梁氏身体观形成的理论渊源。梁启超看到传统中国以人身强弱来喻说国势的逻辑,与晚清危机四伏的时局存在天然的现实契合点。鉴于此,他将人身喻国理论开始广泛运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东亚病夫”和“少年中国”是两个最具代表性国家形象符号。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和想象的现代性过程中,国民身体包括其生存活动亦被纳入到被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裹挟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体系之中,个人的身体开始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梁启超提倡的新民式身体改造运动将宏观的国家富强目标落实到微观的国民个人的身体改造和素质提高上,新国民身体的强健和素质的高低开始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部分,很自然地将国民身体纳入近代中国民族救亡话语体系当中,自此引领了近代身体政治化、国家化的思想潮流。通过对梁启超身体观念的研究可以发现,梁启超建构的身体观具有鲜明国族主义情怀,他对于国民身体的思考和舆论宣传,引导了近代中国身体观念的转型,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同时引发了对个人身体从属问题的思考。梁启超建构的身体观念的核心始终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徘徊,他在利用西方社会进化论、国家有机体论的基础上,在国民“个人身体”与“国家身体”之间建立联系,使国人认识到个人之于民族危亡的重要性,促进了身处危局氛围的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在这个层面上看,梁启超的身体观与严复的身体观相比,又多了启蒙国人民族意识的成分,充满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色彩。晚清中国的困顿局面使具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开始产生焦虑的心态,梁启超所建构的身体救亡话语恰恰是他的策略性选择,同时也是他选择现代化改革路径的尝试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