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结盟政策是二战后外交政策领域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一政策不仅是印度外交的重要遗产——印度政府仍然宣布它将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的原则和立场；也是国际外交史的一段不同寻常的记忆,因为不结盟运动曾经如火如荼地在东西方阵营之间开辟了一方新天地。西方的近代国际关系史是一部结盟与战争交替的历史。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却起源于对这种西方历史窠臼的反思。历史学者将不结盟政策解释为新独立国家的民族意识对殖民时代悲惨记忆的反应；政治学者将不结盟政策解释为获取利益的最佳立场或是冷战的特殊国际格局所造就的产物；文化学者将其归功于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性和非暴力思想。皆言之有理,但没有任何一方能证明自己的解释比其他的解释“更”有理。因为工具理性的逻辑占据着所有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理论的地基。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将反帝、反殖、反军备竞赛、反种族主义、反核武器以及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秩序为目标并彰显其道义性,作为南亚地区的主导者,印度的外交政策却充满霸权味道。考底利耶这一印度本土的现实主义思想渊源尽管不时被学者提及,但始终居于印度战略思想资源的主流之外。独立后的印度外交实践中却隐约可见某种“寇松主义”式霸权思想的相似物。这样一些反常,工具理性似乎视而不见或习以为常。个体的人有本能、有情绪、有信念,还有反思能力,作为个体集合的国家,既担负着保护其国民安全的责任,也承载着其国民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很难相信国家只是一个依据工具理性而行事的主体,正如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经济人”。工具理性的计算性无法测量印度宗教的信仰深度,工具理性的单向性无法覆盖印度文明的多样性,工具理性的简单性也不符合印度外交实践的复杂性。本文试图修正这种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理论模型。国家面对的既是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所以要寻求安全感；国家对面的亦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所以要寻求确定感；国家面对的还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所以要寻求方向感。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将国家假定为三种理性的集合体,即工具理性主体、价值理性主体和历史理性主体。如同个体的人在交易场合付出的是成本,在家庭关系中投入的是感情,在宗教活动中坚持的是信仰。论文通过“大国意识”和“现代意识”这一对概念来解释历史理性的变化对于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影响,指出自印度独立以来,这两种意识分别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向,“大国意识”由以文明优越性作为核心内涵转向以军事因素作为中心,继而在冷战结束后转向以经济因素为中心。“现代意识”也遵循着类似的变化轨迹。对于价值理性的探讨,则是利用“世俗主义”、“教派主义”这样一对概念来进行阐释。在根据这两种理性的变化逻辑对印度不结盟政策的演变作出的解释,尤其是对不结盟政策中难以符合工具理性逻辑的反常现象的解释中,这种综合理性的优势得到体现。在工具理性一章,论文依据前两章的既有结论,以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变化逻辑来解释工具理性对于安全问题思考的反应如何受到前两者的影响。在案例分析部分,论文对印度独立后不同时期影响不结盟政策的不同理性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一个阶段某种特定的理性占据印度内外政策思考的主流地位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将印度独立以来不结盟政策的历程总结为精英驱动的历史理性起点、战争驱动的工具理性强化和内外政治压力驱动的价值理性融合这样三种模式。在此基础上,论文以印度的核立场为例,来验证已经形成的理性框架的解释效力。选取核问题作为检验样本的理由在于：印度对核武器的思考最初深受不结盟政策原则的影响,在基于三种理性的变化逻辑主导这一点上,两者是同构的。案例检验的结果表明,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工具理性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尤其明显的是,“大国意识”内涵的军事转向导致了印度从道义的核立场转向公开选择的核政策,而价值理性中“教派主义”影响的增强,导致了印度最终成为拥核国家。在结论部分,本文对不结盟政策的继承性和变化调整的空间进行了归纳,即印度的大国志向将在未来得到继承,而实现大国目标的手段则会更加重视经济、军事实力的积累,并以“一极”、“一席”作为大国的核心目标；印度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将得到继承,但是这种独立性将面临印度国内教派主义思潮的影响；印度重点关注的大国、周边国家和南亚区域这一外交侧重将得到继承和突出,但曾经的不结盟成员国在印度外交中的重要性会降低；印度不结盟政策曾经拥有的道义性则会被削弱,印度的外交政策将更加倚仗经济、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务实政治原则。本文还指出印度不结盟政策所具有的反思性,这种可贵的反思性是印度不结盟政策在二战后的国际外交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原因,而这种反思性在印度外交中逐渐消褪又是印度某些时期的外交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盲目、自负,甚至将印度引向战争的一个因素。结论的最后,笔者还对不结盟政策的前景以及印度外交可能的趋势进行了展望：不论不结盟政策的名称是否得到延续,其政策主张中的很多原则仍将在印度外交实践的变化、调整中得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