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内容的文化选择在传统“课程开发”的视野中,是一个“选择什么”的问题,但在“课程理解”的视野中,还必须同时考虑“选择的释放效果”,也就是课程与教学的互动以及由这种互动所生成的教育文化生态。这是本研究的基本假设。从外部的环境来看,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变得日益重要。中国当前的发展及文化环境,使得我们必须在课程而不仅仅是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思考不同文化的相遇、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中国文化的世界责任问题。这是思考整个问题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中的文化传承需要超越知识论的层级,文化创生则要考虑人与文化互动的创造性与可能性。从人与文化、人与人的互动出发,本研究所探讨的“文化选择”不仅仅包括泰勒原理中静态的“课程”文化选择,还包括了在教学互动过程中对学生具有课程意义的“教学文化”,以及两者间的互动对学生所施加的文化影响。前者涉及的是“内容”,后者关涉的是“释放”,这是本研究始终关注的两个问题层,也是进行历史梳理的基本框架。通过梳理先秦时期、秦汉以降以及近世以来三个历史阶段中社会文化、课程文化以及教学文化的大体状况,可以得出一些启示：社会文化发展的状况对课程内容的文化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教学的文化释放与课程内容的文化组织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日益分离的状态,因此文化选择远远不是一个选好就行的问题,一方面在静态的课程内容层面选择时要保有思想的活力,另一方面还要关注教学实践中的互动与释放。“政治”是历来文化选择的第一立足点,这其实是一种“关系”的视角,因为一种好的政治就是定义了一套好的关系,先秦诸子“向后看”的思路都是去周礼中寻找好的关系加以改造。而现时的文化状况要求我们必须更换一种思路,当我们无法通过定义一种好的关系来保证个体和民族的存续时,就必须通过好的(更强大的)个体去创造未曾有过的好的关系。因此,当下的选择必须同时考虑“关系”与“个体”两个逻辑前提。这也就要求文化的选择必须是一个“饱满的文化过程”,它包括政治学与社会学层面、课程的层面以及教学的层面。这是将教学文化视为课程内容的依据。当我们把教学习惯、行为等等属于教学文化的内容视为一种主体性的文化存在,看作一种以文化的方式存在的课程内容时,是回归也是超越。因为先秦时期就是这种朴素的状态,人的生活、思想、行为融为一体,学习与生活、生存与创造高度统一,“做人”与“求学”两种断裂的文化在新的层面上,有了逐步融合的需要与空间。教材是重要的课程内容,当下对教材文化的认识是“镜像式”的理论思维方式,追求合理的价值配比。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小学语文教育中,这种成人意志的过度介入,把教材文化看成理论推导一样的按部就班,使其过度定位了自身的教育价值。这是思维方式的误用,我们需要划分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界限,教材文化的选择需要工程思维的视角,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进行更多的有价值的文化复合和文化创意,而不是将教育这个工程问题化约为简单的理论问题。课程与教学的分离是近世以来的问题。教育文化自身必须是连续而非断裂的“意义链”,它需要为教育场域内的行为、过程提供解释,一种断裂或异质的教育文化不具有充分的解释效用。这种连续是动态的、互动的连续,在课程与教学的互动机制中生成着新的教育意义,这体现了人之“创事”的形上规定。借助杜威的“经验课程”与韦迪的“课程教学”思想可以看出教育文化的发展的可能走向：从实体到关系、从符号到生活、从心灵到文化、从传递到建构、从封闭到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