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一生致力于小说创作的革新,推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还撰述了她所处时代的战争、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现象以及大英帝国衰落等历史事件。有些批评家认为包括伍尔夫在内的现代主义作家只关注形式,却有意忽视历史和政治背景。里维斯(F.R. Leavis)、大卫·戴启斯(David Daiches)以及让·吉古(Jean Guiguet)等诸多伍尔夫研究专家也持相同观点,认为伍尔夫是位不关注历史的作家。同时,包括伍尔夫的家人和密友(如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侄子昆丁·贝尔以及好友维达·萨克维勒·威斯特的儿子本尼迪克特·尼科尔森)也都认为伍尔夫不关注历史。伍尔夫的现代主义作品貌似脱离历史背景,但实际上却根植于现代性的历史真实之中,而且还是叙述历史的有效手段。伍尔夫自幼就对历史和历史撰述表现出很强的兴趣,童年时代在父亲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由爱德华·吉本、托马斯·麦考莱、托马斯·卡莱尔、沃尔特·司各特等历史学家编撰的历史书。伍尔夫从1897年至1901年在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就读,就读期间注册了该校女子系的历史课。她从1905年到1907年在莫利学院(Morley College)教授历史课。在1921年,伍尔夫说自己一直计划写一篇历史专题论文。在1928年,她写到历史是人类大脑编造的最为奇妙的东西。在1940年,伍尔夫计划要花费毕生心血撰写一部《普通历史》著作。伍尔夫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和短篇小说,来阐述自己的历史观和历史撰述观,如：《未被书写的历史》、《历史学家与“这种吉本”》和《琼·马丁夫人的日记》。伍尔夫的历史观和历史撰述观也表现在她的小说中。在她的小说中,伍尔夫把被边缘化的普通个人和群体作为历史的主体,撰述他们日常生活的历史,记录历史力量如何形塑和扭曲他们的日常生活。伍尔夫认为历史与文学是相通的,只有通过文学文本才能感知历史。她的历史观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历史主义思潮相比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因此她被赞誉为新历史主义先驱。伍尔夫将现代主义作品置于当时的家庭、社会和大英帝国等背景之下,暴露了权力机构和被边缘化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重构包括女性、下层阶级、同性恋和被殖民者等被边缘化群体的历史。伍尔夫在小说中的历史撰述不仅有助于人类认识现代文明带来的灾难,而且还为饱受现代主义危机的西方社会提供一条走出历史梦魇的出路。本论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分为四章。引言部分首先回顾了国内外伍尔夫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自1915年伍尔夫的第一部小说《远航》发表至今,国外伍尔夫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心理学、女权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政治、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伦理学与文本注解等视角。国内伍尔夫研究较为关注形式与主题、小说理论、女性批评、后现代批评、比较研究与生态研究等视角。然而,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对伍尔夫及其作品的研究鲜有论及。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伍尔夫的一些家人、密友和伍尔夫研究专家所持的偏见有很大的关系,他们认为伍尔夫只关注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而有意忽视其作品所处的历史和政治背景。随着伍尔夫的日记、书信、传记和散文作品等被重新整理和出版以来,有些伍尔夫研究专家开始关注其作品中的历史背景,但对一些问题还没有做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例如,伍尔夫的历史观和历史撰述观是什么?伍尔夫都经历了哪些历史?伍尔夫所经历的历史如何影响其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伍尔夫在作品中是否如实反映了所经历的真实历史?伍尔夫如何在小说中结合历史真实与历史撰述?伍尔夫进行历史撰述时采用了哪些策略?伍尔夫进行历史撰述的政治意图是什么?伍尔夫的新历史主义倾向体现在哪些方面?因此,本论文研究伍尔夫在小说中对历史的撰述,同时挖掘她在真实世界中的历史和在作品中的历史的关系,进而系统探讨上述问题。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伍尔夫的三部小说：《到灯塔去》、《达洛卫夫人》和《岁月》,此外还包括伍尔夫的散文、短篇小说、书信、日记、传记、自传、手稿和相关档案文献。本论文主要应用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关于文学与历史以及权力关系这两个假设。本论文的四个章节分别研究了伍尔夫的历史观和历史撰述观、伍尔夫在现实世界中所经历的历史真实、她在小说世界中的历史撰述及其历史撰述的政治意图。第一章研究伍尔夫的小说、短篇小说、书信、日记、传记和档案文献,挖掘伍尔夫的历史观和历史撰述观。伍尔夫认为历史不仅仅指过去,而且还指对过去的叙事。她认为历史是一件奇妙难以置信的事,历史在人类的大脑中把过去和现在整合在一起。历史是事实和虚构的结合体,因为事实为虚构提供了确凿的历史事件,同时虚构使历史学家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想象力来撰述历史。伍尔夫认为历史的主体不是伟人,而是包括女性在内的无名小卒。因此记录无名小卒日常生活的回忆录、传记、自传、书信等有助于读者发现被官方历史压抑下的“他者”历史。她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历史发生的主场所,反对传统历史学家将其归为历史废墟。此外,伍尔夫对历史进化论提出质疑,认为历史没有实质意义,人类文明必将回归原始状态。最后,伍尔夫在作品中暗示历史是历史学家偏好性的叙事,是探究历史学家政治意图的有效途径,是权力斗争存在的主要场所和必争之地。根据《美国传统词典》,历史撰述不仅指“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也指“撰述历史”和“历史文学”。伍尔夫嘲讽传统历史撰述观对英雄人物的强调,呼吁历史学家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她在日记中提出必须要彻底重写历史。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呼吁名校的学生重写历史,在历史中增补女性和其他无名小卒。她通过作品撰述历史,展示其政治意图,对当时的父权文化、社会习俗和大英帝国主义展开批判。第二章探讨了伍尔夫在现实世界中经历的真实历史。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小说如同一张蜘蛛网,看上去飘飘无依,然而它还是四只角都黏附在生活之上。四只角黏附的生活指的就是伍尔夫所感受到的历史变迁及其小说所根植的历史真实。根据伍尔夫的日记、传记、自传、书信和伦敦国王学院有关其就读的档案文献,本章挖掘伍尔夫所经历的家庭历史、社会历史和国家历史。伍尔夫的小说与她的家庭生活密不可分。伍尔夫一生夫对父亲怀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伍尔夫爱自己的父亲。这是因为她的父亲鼓励她博览群书,为她上历史、文学、传记等课程,培养她独立思考的意识,并安排她和姐姐文妮莎在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就读。另一方面,伍尔夫憎恨父亲,认为他是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父权文化的代表,批判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暴君角色。伍尔夫以父亲为原型创作了《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批判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文化。伍尔夫的母亲裘丽亚·斯蒂芬在伍尔夫的生活和作品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伍尔夫的母亲在丈夫眼里是一位美丽的圣母,在孩子们的眼里是一位慈母,在病人眼里是一名专业的护士。伍尔夫以母亲为原型创作了《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展现了维多利亚女性在家庭中的历史地位。此外,伍尔夫的兄弟姐妹也对她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并为她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原型。伍尔夫在作品中对历史的关注与她所参与的社会运动有关。首先,伍尔夫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不仅参加了妇女合作社、人民选举联盟、全国妇女选举协会联盟以及伦敦国家女性服务与女性就业联盟等社团组织的运动,还撰写了诸如《一间自己的房间》、《三枚旧金币》、《从外面观看一所女子学院》等文章直接声援女权主义运动。其次,伍尔夫还是一名二十世纪知名的女同性恋作家,其女同性恋立场与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密不可分。伍尔夫同维达·萨克维勒·威斯特、欧图琳娜·莫雷尔、埃塞尔·史密斯等多名女性有着同性恋行为。伍尔夫同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起公然抗议政府对瑞克里芙·霍尔的女同性恋小说《寂寞之井》的审查。最后,伍尔夫在现实世界和小说世界中都关注阶级冲突,并且展示了自相矛盾的阶级意识：对自身阶级怀有罪恶感,但并不希望该阶级衰亡。在现实世界中,她同情工人阶级发动的大罢工运动,并加入费边社和各种工人阶级组织,在莫利学院为工人阶级授课,撰写《致青年诗人的一封信》、《倾斜之塔》、《三枚旧金币》等作品来表达对工人阶级的关注。作为两战期间的作家,伍尔夫亲眼目睹了殖民地独立和战争对大英帝国统治的威胁,因此帝国故事无疑也是其现实世界和小说世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伍尔夫时代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殖民地独立在伍尔夫的作品中也有所折射。伍尔夫的家庭背景与帝国殖民统治的渊源也为她撰写帝国题材小说提供了创作素材。此外,两次世界大战夺去了伍尔夫的一些亲人和好友的生命,炸毁了她在伦敦的两处房屋,同时也加重了她的精神崩溃。对此,她撰写了《三枚旧金币》和《空袭时对和平的思考》等文章直接批判战争,还撰写多部小说来揭示战争对普通个人日常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危害。伍尔夫根据自己所经历的家庭历史、社会历史和国家历史分别撰写了三部小说：《到灯塔去》、《达洛卫夫人》和《岁月》。伍尔夫在现实世界中所经历的真实历史为其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伍尔夫得以将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创作的虚构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第三章着重研究了伍尔夫在小说中的历史撰述,系统地探讨伍尔夫如何把现实世界中的历史背景与小说中的文本背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伍尔夫对自己经历的家庭历史、社会历史和国家历史的撰述分别体现在《到灯塔去》、《达洛卫夫人》和《岁月》三部小说之中。《到灯塔去》被认为是其重构家庭历史的一首挽歌。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使用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将自己的家庭成员转化为拉姆齐先生、拉姆齐夫人及拉姆齐夫妇的子女,展示其对维多利亚时代婚姻与家庭生活的矛盾心理以及对父权文化的批判。《到灯塔去》不仅展示了伍尔夫所处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历史,而且体现了伍尔夫将现实世界中真实历史的缺场与小说世界中虚构历史的再现有机结合的艺术成就。伍尔夫曾挑衅地指出自己写《达洛卫夫人》的目的在于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揭示其运作方式,而且是最为本质的运作方式,因此《达洛卫夫人》可以被认定为一部社会小说。它涉及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现象、工人阶级罢工等历史事件。克拉丽莎的故事再现了女权主义运动,塞利·塞顿和克拉丽莎、伊丽莎白和基尔曼小姐的故事展示了同性恋在英国的被接受情况,赛普蒂默斯和威廉·布雷德肖的故事展示了当时的阶级冲突。在历史小说《岁月》中,伍尔夫再现了走向衰落的大英帝国所遭遇的历史危机。《岁月》中的帕吉特家族三代人从19世纪80年代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日常生活琐事再现了殖民地独立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在《岁月》中,伍尔夫关注大英帝国与印度、爱尔兰、非洲等殖民地的历史变动关系,用现代主义创作技巧重构了殖民独立的历史。此外,伍尔夫通过撰述在德军空袭下的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再现了两次世界大战对大英帝国的威胁。第四章探讨了伍尔夫撰述历史的政治意图。与传统历史学家不同,伍尔夫在现代主义作品中撰述历史时并没有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意图,相反她采用了各种叙事策略来暗示自己的政治意图,其目的在于避开当时的文化禁忌与审查制度。伍尔夫的小说展现了被文化禁忌和审查制度压抑下的“他者”历史,同时也展现了存在于当时的家庭、社会和国家各个层面的颠覆(subversion)与遏制(containment)的权力关系。言说不可言说的话题是伍尔夫撰述诸如两次世界大战、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现象、阶级冲突和殖民地独立等历史事件的策略。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战争的受害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下层阶级、被殖民者等被官方历史认为“他者”,与此相关的话题也被认为是一种不能在公开场合言说的禁忌。伍尔夫并没有直接打破这种文化禁忌,而是采用了文本空间、暗示性话语、暗喻、虚构等创作技巧暗示了这些话题。此外,伍尔夫还意识到有形与无形的审查制度是官方压抑“他者”声音的惯用手段。因此,她采用诸如虚构和空白等创作技巧,暗示被审查话题的存在,尤其是同性恋话题,以此抗议英国当局对瑞克里芙·霍尔的《寂寞之井》的指控。伍尔夫在家庭挽诗《到灯塔去》中展示了对家庭父权文化的颠覆与遏制。在《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她的子女以及画家莉丽·布里斯库代表挑战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父权制的颠覆性力量。与此同时,这种颠覆性力量又被由拉姆齐先生、查尔斯·塔斯莱、威廉·班克斯、保罗·雷莱所代表的父权文化所遏制。《到灯塔去》中的权力关系不仅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政治,也展示了伍尔夫对家庭父权文化的批判。在社会小说《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展示了对当时社会习俗的颠覆与遏制。伍尔夫不仅记录了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现象、阶级冲突等历史事件,颠覆了当时官方的社会习俗,而且还记录了权力机关如何应用医疗话语、移民计划、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司法审判等手段遏制上诉颠覆力量,从而实现其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揭示其最为本质的运作方式的政治意图。伍尔夫的历史小说《岁月》展示了对大英帝国的颠覆与遏制。在《岁月》中,伍尔夫把个人历史和国家历史联系在一起。帕吉特家族三代成员与殖民地的关联再现了殖民独立对大英帝国主义的颠覆。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也颠覆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夺去了数以万计英国人的生命,也削弱了大英帝国在国际关系中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伍尔夫在《岁月》中还展示了大英帝国使用软、硬实力对殖民地的颠覆力量进行遏制,同时也揭示出黩武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大英帝国遏制颠覆力量的有效手段。本论文的结论部分简要总结了前文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发现。作为新历史主义先驱,伍尔夫解构了传统历史观的范式,提倡主观历史、碎片化的历史、循环的历史,认为历史的主体是无名小卒,而非官方历史所青睐的英雄人物。她将自己所经历的家庭历史、社会历史和国家历史写进自己的小说,探讨了历史如何影响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力量如何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等问题,展示了被官方历史压抑的“他者”历史,以及“他者”如何颠覆权力机构以及权力机构如何应用各种策略遏制“他者”的颠覆力量。伍尔夫认为历史是主观的、碎片化的、循环的,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她是一名历史怀疑论者或历史虚无主义论者。实际上,伍尔夫在现代主义作品中所关注的是被家庭父权文化、社会习俗和大英帝国压抑的“他者”历史,同时展示了被压迫者与权力机构的权力关系。其现代主义作品所体现的历史观和历史撰述观不仅有助于同时代的读者更深入地认识现代主义的历史困境,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走出战争威胁的出路。综上所述,伍尔夫不仅是新历史主义的先驱,也是一名有着政治意识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