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对于我国现代化道路的路径选择影响甚大,但是在经历了各种尝试与遭遇种种曲折后,我们渐渐发现,现实的状况与我们所期望的相差甚远。在这一大背景下,方向再定位的需要令理论探索张开了自己的触角,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也开始复兴,姚中秋便是当下儒家文化复兴的推动者之一。在研究中外历史、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姚中秋提出了“儒家宪政”的概念,这一概念刚一提出就受到了很多学者褒贬不一的评论。回顾中外追求现代化的历史,痛定思痛,感觉姚中秋“儒家宪政”的提法不无道理,细细品读姚中秋“儒家宪政”的理论,慢慢咀嚼华夏文明之精华,就会发现儒学并非只是专制王权的工具,它也包含有约束王权的积极功能。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曾经历过现代化挫败的国人很有必要去反思中国及世界其他后发国家激进反传统的理论与实践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很有必要重新认识传统,挖掘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作为规范与约束国家权力的本土文化资源的价值,给出转型时代的中国构建优良秩序的新取向。姚中秋“儒家宪政”的理论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儒家与宪政的相容性。姚中秋分别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论证了儒家和宪政的相容性：姚中秋列举了很多可以与宪政相容的儒家理论和治理原则,这些理论与治理原则决定了儒家所构想的制度必然是宪政的；历史方面,姚中秋从尧、舜、皋陶时代开始谈起,详述并分析了各个朝代的伟大思想家提出的带有宪政主义倾向的思想,以及各朝代出现的带有宪政元素的制度。第二,实行儒家宪政与接续传统的必要性：首先,儒家与宪政可以相容；其次,儒家宪政有着西方的民主宪政不可比拟的优势;再次,中国建立的优良社会治理秩序自然要具有中国性,而儒家文化占据中国性、中国传统的主流,这就要求正视儒家,回归儒家；复次,中华民族的复兴要求回归传统,只有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矫枉归正,才能实现中华文明之自新,才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获得自主的核心价值观和强大的文化力量。最后,我们并不是处在历史的终点,没有资格给传统文化做出否决式的定论。第三,通向“儒家宪政”的路径：儒法传统与信任传统的重建；国民精神秩序的重建；建立一套以君子养成为核心目标的教化体系；找回法律的中国性,而不再是移植外国的法律：建立以小共同体自治为核心的多中心治理秩序。姚中秋的“儒家宪政”与西方的民主宪政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礼崩乐坏和制度转型的今天,这一理论探索不无可行性和实践性,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的本土文化资源,容易生根生长,而且儒家宪政可以适应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一理论的重大意义,对其存在的不足与局限也要有足够的认识：儒家宪政说使对丰富的传统资源的关注局限在儒家身上,似有较大的片面性；儒学在今天的复兴似乎还缺乏自主性动力,但如果因此而和权力走的太近,则又怕很难发挥其制衡政治权力的功能作用；儒学复兴在当下似乎存在着一种自我“博物馆化”的倾向；从儒家的“礼俗之治”如何走向对权力具有刚性约束的宪政则似乎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尽管如此,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大趋势。品读中国传统文化之经典,回顾华夏文明之历史,深思古代中国治理之经验,直面当代中国之现状,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需要我们去控制泛滥了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重建国民精神秩序；曾沉醉于不断革命梦幻中的国人,需要懂得审慎与节制的必要；一个曾全力规划未来的民族,需要走出自负,正视自己的传统与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