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出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定位已然提升至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同一梯队,长江中游城市群迎来深度融合发展新契机,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两山”理论的共同指导下,以最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最大效益化发展,更加科学、合理、高效利用有限土地的同时确保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显得尤为重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视角下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系统与生态福利绩效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可为地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新思路,和其他城市群及区域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福利的耦合研究提供相关参考。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市为例,基于城市群、子城市群、单个城市三维度研究视角,选取2004-2019年16年时间截面,从投入——产出层面分别构建土地利用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指标体系,借助定基熵值法和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研究区土地利用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时变特征与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再运用偏离系数的耦合协调模型、标准差椭圆和Arc GIS可视化工具,对研究区两系统的耦合度、协调度分别开展时空格局变化与特征分析,最后,在耦合协调度评价的基础上,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和Arc GIS自然断点法对研究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的驱动机制与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并为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朝更加耦合协调的方向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以期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实现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2004—2019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水平总体较高,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对劳动力、资本等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较高,16年均值为0.7435,仍有23.35%的较大提升空间。研究区土地利用效率空间分布不均衡,时空演化分异特征较为明显,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水平存在异质性,总体呈“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的区域差异特征,鄂湘三大子城市群分别以武汉市—荆州市、长沙市—常德市、宜春市—吉安市—上饶市为高值集聚中心向周围扩散,空间作用效应显著。（2）长江中游城市群2004—2019年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处于初期发轫阶段,整体呈逐年渐进式上升趋势,资源环境的高效利用仍有极大挖掘空间。三大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存在异质性,表现为“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的空间分异格局,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梯度差异特征显著,高值区域集中于省会城市及其邻域城市,辐射带动其他梯度城市不同程度跃升,从初期多类型连片分布向以一类梯度城市“武汉—长沙—南昌”为节点的高生态福利绩效的“三核”增长极交织分布演进,空间分布整体逐趋于平衡。（3）长江中游城市群2004-2019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的耦合水平较高,整体呈现磨合良性耦合向高水平耦合发展趋势,耦合水平区域差异较为显著,初步形成以南昌—新余,长沙—湘潭,武汉—鄂州等耦合高值区为引领的“三核”耦合格局,表现为“武汉都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演变特征且差异渐趋收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协调水平整体呈由勉强协调发展到中级协调发展的趋势,提升潜力较大,与耦合度规律不同,协调水平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城市圈”规律特征,初步形成以省会城市南昌—长沙—武汉“三核”引领的协调格局。（4）地理探测器模型可较好揭示长江中游城市群2004-2019年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的耦合协调机理和动力机制,对区域耦合协调分异程度具有较强解释力。研究期内驱动要素中经济发展解释力＞社会文明解释力＞自然区位解释力,呈现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社会文明为保障,自然区位为基础的作用规律。研究期内不同时期及不同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作用的主导驱动因子具有相似性和分异性,因子作用中产业结构和政府作用逐渐衰弱,科技创新逐渐增强,各因子两两交互后呈现双因子增强和“1+1＞2”的非线性增强效应。（5）受自然区位、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等因素共同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及两系统耦合协调重心始终位于九江市内移动,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分布相对稳定,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将不断提升。为有效促进研究区协调高质量发展,应秉承“两山”和“五大”发展理念,加快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与资源环境胁迫瓶颈,建立健全政府协调机制和科学创新体制改革,推动国土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全面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