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与工业的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峻,地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以生态问题为题材,具有问题意识和现实批判性的生态文学也应运而生。《使女的故事》和《鸭如花》分别是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中国的迟子建的经典生态作品。两位知名的生态主义女作家用细腻的笔触揭露了人类对自然的压迫剥削,抒发了对自然的热爱与关怀,并探索了生态危机的原因与出路。本文根据中国生态批评学者鲁枢元对生态系统的分类,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这三个角度对两部小说所包含的生态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分析。阿特伍德与迟子建揭示了生态危机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与精神世界的破坏,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父权制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只有通过回归自然人类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引言部分提出选题标准,《使女的故事》和《鸭如花》两部生态文学作品均描绘了人类导致的生态危机,但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截然相反,值得深入研究。中外知名女作家阿特伍德与迟子建的作品多以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为主题,提供了女性视角和不同地域背景下的生态思考,因此有研究价值。文学批评部分梳理了研究对象在国内的生态批评研究现状,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目前没有学者从生态的角度比较分析这两部作品。文学理论部分论述了生态批评理论的核心概念及其发展,重点阐述了中国学者鲁枢元的生态系统分类。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揭示了两部作品所体现的生态危机,本文对比了《使女的故事》中人与自然的敌对关系与《鸭如花》中徐五婆与鸭子的和谐统一。两部作品均彰显了人类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在利益的驱使下无情剥削和利用自然,虐待动物污染环境。在基列国中,人与自然呈敌对关系,一方面人类污染环境,导致荒野消失,自然变得死气沉沉,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损害了人类的健康和生育能力,导致人类面临灭绝的威胁。《鸭如花》则通过描述徐五婆与鸭子的和谐相处反映了迟子建以生态为主的生态中心主义。在她看来,自然充满生机,动物的重要性与道德感比人类更优越。徐五婆将鸭子看作自己最亲密的伙伴,最终实现与自然的共鸣,论证了只有热爱自然生灵并平等对待它,才能被它青睐。第二章从社会生态的角度分析了两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地位、婚姻中的话语权与社会生活参与度的角度论述了男性在父权制社会中对女性的全方位压迫。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一方面她们时刻面对性犯罪的威胁,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中,另一方面她们无法通过学习知识实现阶层跨越。基列国对书本、文字和语言的控制使学校沦为刑场,中国农村的重男轻女观念也迫使以徐五婆为代表的妇女缺乏接受教育的权利。在婚姻生活中,女性丧失话语权。基列国按法律为每位长官分配了一位情妇即使女,无论妻子与使女是否愿意,她们必须无条件服从丈夫,最终失去婚姻中的话语权。生活在无爱的包办婚姻中,徐五婆长期承受丈夫的家庭冷暴力,逐渐变得沉默寡言。从社会生活角度看,无论是曾经的职业女性奥芙弗雷德还是半文盲的徐五婆都失去了工作与和外界的联系,局限于家庭生活,与社会脱离。第三章从精神生态的角度分析了两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并从缺失个人认同、性和爱揭示了奥芙弗雷德与徐五婆遭受的精神压迫。一方面,人们长期使用和工作有关的代号称呼两位主角,彰显了她们的工具性和功能性,使得她们逐渐失去身份与自我认同,沦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为精神迫害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两位主角都被剥夺了性欲与爱欲。基列国通过规范化的仪式将性与爱分离,并禁止自由恋爱,导致了精神世界与肉体的割裂。徐五婆的丈夫既不能满足她的性欲,更不爱她,导致她心灵空虚。最后,两位作家分别通过花园与花朵的意象论述了回归自然对人类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作用。结语部分总结了两部作品所体现的生态价值观,阿特伍德与迟子建均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即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父权制社会。阿特伍德通过人与自然的敌对彰显了生态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批评了以人类利益为先的思想,而迟子建通过徐五婆与鸭子的和谐关系论述了亲近、热爱自然对人类寻找内心宁静的重要性。通过彰显人类中心主义与父权社会带来的生态危机,本文旨在揭示生态危机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与精神世界的危害,由此唤起对生态的关注和生态中心意识,通过亲近自然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