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尔凯姆在社会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对现代社会分化过程中社会整合或社会团结得以可能的道德条件所进行的探索,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他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所提供的一条独特研究理路。　　 迪尔凯姆是从社会学的层面提出其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的。他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又把社会事实理解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迪尔凯姆指出社会事实是一种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这同时也是在阐释社会制度的基本内涵。他所研究的制度既包括由道德、宗教、风俗、习惯和思想潮流等构成的感性制度,也包括法律法规、金融制度和劳动分工等理性制度,但他最为关注的主要还是感性制度。迪尔凯姆深入论述集体表象,其实质在于揭示感性的非正式制度对人们选择行为的制约,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研究感性制度怎样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整合。因此,迪尔凯姆事实上是把更有效地发挥以道德规范为主要形式的感性制度的社会整合作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和他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根本路径。　　 迪尔凯姆认为,以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社会秩序才有可能进入整合状态或团结状态。这是一种将社会各层次(制度、组织、个人)的要素连接起来,使之形成建立在共同的制度规范、价值观、信仰、情感、道德基础上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结合或吸引状态,这种整合就是道德整合。　　 从总体上看,迪尔凯姆提出的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就是以社会取代宗教,通过道德教育来树立社会权威,并以此整合社会秩序、确立新的价值信仰,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迪尔凯姆看来,在道德教化的各种具体途径中,尽管家庭教化和学校教化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职业团体的制度教化特别是感性制度教化对个人的影响却显得尤为重要。他认为,职业团体的道德规范主要是以集体意识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为了达到以道德规范整合社会的目的就一定要深入研究这种集体意识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意识。集体意识概念和后来取代它的集体表象概念也由此成为迪尔凯姆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中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　　 集体意识(conseience collective)概念是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的。迪尔凯姆当时用这个词来指称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和情操的总体。由于迪尔凯姆的关注点是集体意识在社会整合中的功能,因此他并未对集体意识的理论实质作更深入地解析和交代,而只是对集体意识和社会的共同意识、个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做了必要的梳理。不过,在《社会分工论》之后,迪尔凯姆就很少使用“集体意识”概念了,而代之以“集体表象”(representations collective)概念。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迪尔凯姆开始用集体表象概念来指称法律、道德规范、习俗、宗教信仰以及舆论和时尚等社会潮流,并把它视为集体意识的具体形态或基础来进一步阐释其社会整合的功能。　　 迪尔凯姆认为,集体表象具有实在性和感性形象性的特点,它来源于个体之间心灵的关联,存在于社会群体心理层面。社会现象本质上就是集体表象。集体表象是以法律、道德规范、习俗、宗教信仰以及舆论和时尚等社会潮流等为具体形式的,这些具体形式对于个人来说都具有外在性和约束性,因此都具有制约人的行为选择的制度意义,也都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从精神实质上看,迪尔凯姆所说的集体表象可以被理解为一定社会群体的群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对情感、美感、道德感、倾向感、象征感、认同感等诸种人类感性意识的共通感,简称“感性共通感”,它具体以情感共通感、审美共通感和道德共通感等形式渗透于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社会潮流中,对群体凝聚力的形成和社会秩序的整合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道德教化是迪尔凯姆眼中的现代性问题的具体解决方式。道德教化可以培养出一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对情感、美感、道德感等多种感性形式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以制度化的方式存续下来成为团体成员共同的行为规范,事实上扮演了一个道德权威的角色。　　 依托于某种特定社会组织即职业团体的感性制度建设是迪尔凯姆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关键环节。因此,迪尔凯姆才终其一生试图建立一种结构性的即既能包容个体自由又能促进群体合作的现代道德规范体系来消除社会失范。这种主要试图通过职业团体的感性制度建设层面上的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建设来重建社会的道德秩序和社会整合以解决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所遭遇的经济、社会和精神危机即社会失范的理论方案,就是人们所说的“迪尔凯姆主义”或“涂尔干主义”。　　 迪尔凯姆为解决社会失范问题所提出的社会组织建设和感性制度权威建设的理论方案,将作为感性共通感和感性制度权威的集体表象的社会整合功能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这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在审美领域和道德领域进行社会秩序整合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视觉文化时代的情况下,作为审美共通感和时尚权威的集体表象对于实现社会秩序的审美整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视觉文化对感性形象性的凸显不仅改变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文化面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也进而使当代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建设呈现出了以感性形象构建为核心的新特点,同时也使中国社会秩序的审美整合具备了必要的现实基础。视觉文化时代,许多群体文化如企业文化、民俗文化、追星文化和校园群体文化等各种正式群体文化和非正式群体文化都由于感性形象性因素的凸显而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群体整合特点。视觉文化时代的集体表象作为审美共通感主要是以感性形象的方式对各种文化群体的成员施加影响,在相应的文化群体中形成一定的审美时尚、汇聚成某种特定的时尚潮流,最终建构起一种以感性制度方式发挥作用的时尚权威,并由此达成文化群体的群体整合。从中国审美现代性建设的角度看,情感共同体的集体表象对群体和谐的追求意味着对一种和谐稳定的感性社会秩序的追求,这对于消解中国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困境具有一定的启示。　　 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作为道德共通感和道德权威的集体表象对于建设现代道德规范体系以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整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秩序的道德整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问题。在道德建设的层面上,作为道德共通感的集体表象可以在相应的社会群体中形成一定的道德风尚并凝聚为以感性制度方式发挥作用的道德权威,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中国人的现代道德规范体系。作为道德共通感的集体表象表现为一定社会群体的道德风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在社会群体中普遍流行的群体道德观念、善恶标准和道德行为模式、道德心理习惯的综合体现。　　 道德风尚形成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道德制度化的过程,一定的道德风尚的形成与一定的道德权威的树立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应通过强化职业团体的集体表象的途径,培育良好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风尚,进而树立不同行业的职业道德权威并发挥其道德整合的功能,建立和维护和谐稳定的经济秩序;在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应通过强化全体社会成员的集体表象的途径,培育良好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风尚,进而树立社会主义的公民道德权威并发挥其道德整合的功能,建立和维护和谐稳定的公共秩序。　　 不过,在中国语境中,迪尔凯姆的道德整合方案虽然是一个可供借鉴的方案,但却不一定是个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方案。在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道德整合中,我们既应立足于中国熟人社会的特殊国情抓好各种社会群体的感性道德制度建设,同时也应展开道德规范法制化(即感性制度理性化)的工作,把感性制度建设和理性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相统一的高度上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道德整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