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身体为核心展现了器官移植者后移植生活的四个面向,再现了一个具体的、完整的身体图景,以回应作为器官移植之文化基础的身心二元论和身体机械观。肇始于西方国家的器官移植技术,并非不受文化限制的、共享的科学系统,而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并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而这一文化基础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智识系统可能是背离的。这是器官移植在其他非西方国家(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没被完全认同)遭遇尴尬,至少在引入初期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器官移植被奉之为生物医学技术的巅峰,认为可以治愈患者,恢复其身体的健康。本文通过田野资料检视这一医学的神话。无论是从身体本身的系统整体性,还是从身体作为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的双重存在来看,移植技术只是在治疗,而非治愈。器官移植者不仅存在着身体的生物适应性问题,还存在着诸多的文化和社会适应性问题;身体在健康和医学的名义下被管理和监督,管理的结果,不是实现他们康复的权利,而是不断地再生产着他们病态的身体和病人的身份,以及随之的空间感的压缩和孤单感的增强;身体和疾病也超越了本身的生物学事实,变成隐喻和象征的来源,使移植者成为被社会区隔的对象:个体化和地方化的身体苦痛,通过旅游移植和药物市场,被深深地卷入到全球化的移植链条之中。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交叉相生,传统和现代力量相互碰撞,共同发生在移植者的身体上。这个更加不确定的、也是模糊的状态恰恰显示了将身体等同于机械的不可能性,也凸显了整体观身体研究的必要性。　　 本文倡导的生物文化、传统现代交织的身体理论丰富了身体的内涵,同时对提高移植病人的生活质量和建立我国器官移植工作体系具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