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签订后,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和受到日本本身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限制,日本棉纺织商人逐渐有到中国投资的意向,但是对中国形势估计过于保守,使日本棉纺织企业家进行有限的尝试。1911年日商山本条太郎在上海设立棉纺织厂,成为日本棉纺织企业进军上海的开始,随后越来越多日本棉纺织企业家在上海设立棉纺织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上海也成为二战前日资棉纺织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1925年后,上海的日本棉纺织企业形成了八大系统。同一时期,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在上海也相继发展壮大。在与华商的激烈竞争中,日资棉纺织企业在生产原料、生产工艺水平、销售渠道、生产效益、人力资源、资本水平,会计制度方面占有优势,这些优势共同促成了日资棉纺织企业巨大经营优势。但随着二三十年代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汹涌澎湃的中国民族爱国运动给上海日商棉纺织企业的经营带来巨大的困难。五卅运动,1931-1932年抵制日货运动等都给予上海日资棉纺织企业以沉重打击,销路不畅,堆货如山,销售困难,无人问津。期间,华商棉纺织产品虽然质量上和价格上与日商棉纺织产品仍有差距,但是受益于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华商逐渐发展壮大。面临华商的竞争以及上海民众抵制日货运动的巨大挑战,上海日资棉纺织企业采取灵活的策略,成功的应对了时局,把损失降低到最低,并逐步壮大,至战前上海日商整体实力超过华商与英商的势力,从而全面确立其在上海棉纺织业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