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用主义和杜威哲学研究中,对道德哲学的探究是近些年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领域之一。本文则试图以“道德自我”这一概念为核心,对杜威的道德哲学进行一番新的解读和重构。在这种重构中,我们所关涉到的不仅仅是杜威哲学的核心概念和问题,而且也是对其哲学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经验的重新理解。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道德自我”不再被看作是纯粹认知和心理的主体,它体现的是一种“自我”与其所处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自我”如何有效地应对其环境的努力。按照杜威的观点,“道德自我”决不只是一个“认识”的事件或行动的主体,其内涵要远比人的认知和行动范围宽广得多。事实上,它包括了我们全部的“生活”与“历史”。在杜威的哲学中,“自我”首先意味着生命的活动,而生命活动开展的首要条件则是其与环境的有机整合。正是“自我”与环境之间这种彼此维系、相互依赖的关系构成了杜威整个道德哲学的出发点,也是他用以消解传统哲学“自我”与“自然”之间紧张和对立的源初起点。但是,在杜威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特别是在其多大37卷的全集中,关于“道德自我”的理解和表述并非始终如一,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们可以观察到其思想与前期相比具有某种转折性的变化。因此,本文对杜威“道德自我”概念的重构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以其文本为依据,对“道德自我”的产生、特征及其发展进行重构；另一方面则是以其义理为依据,从德性论的视角对“道德自我”及其相关德性进行重构。具体来看,这篇以杜威“道德自我”概念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基本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阐明了“道德自我”概念在杜威哲学中的发展过程,侧重分析了在不同阶段其思想的不同来源。这一章主要的任务是展现杜威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进而主张我们传统上所认为杜威思想从绝对主义过渡到实验主义——即如何从深受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影响到接受达尔文演化理论以及对詹姆斯的生物学的心理学主张的认同——这一发展变化不能解释杜威哲学的全部面相。第二章的主要目的是依据文本对杜威的“道德自我”概念进行重构,即“道德自我”在杜威哲学中是如何构架起来的。在此章中,我们分析了杜威如何从社会的自我在与问题情境相遇之时,道德行为和性格是如何出现和形成的,以及道德自我的发展及其条件等问题。在这一章中,我们具体讨论了“道德自我”和道德情境之间的关系,“道德自我”所具有的特征,以及“道德自我”发展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大体而言,杜威反对一种孤立、静止和闭合的“道德自我”,主张从过程和关系中来理解“道德自我”,认为“道德自我”是在恰当地解决每一个道德情境中的难题时被逐渐建构起来的。但杜威并不因此就认为“道德自我”只是社会或者文化的产物,他真正关注的是自我是如何在社会和道德意义上被铸造出来的。因此,杜威既强调自我是理智的活动者,同时也强调习惯和性格的重要性；既强调道德自我与具体情境中的交互作用,也强调道德自我的更新和创造性。第三章则是从“德性论”的视角对杜威的“道德自我”概念进行重构。强调了杜威道德哲学中“德性论”的一面。这与传统上对杜威哲学的理解大相径庭。在这一章在中,我们通过对杜威的“善”以及“德性”概念的分析,指出其对德性理解的独特之处。在我们看来,杜威的德性概念可以被看作是在教条主义和道德怀疑论之间的中道,接着我们运用这种方法分析了三种具体的德性：开放的心态、批判的反思以及自治。在其后,我们又依据根植于社会中的自我这一观念分析了杜威对公-私之域的划分,以及他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和重建。着重指出对杜威哲学的这样一种分析,可以在基于权利之上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基于德性之上的共同体主义之外,为我们提供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结束语则指出了杜威“道德自我”概念的理论成就与相关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