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的是粗放的发展方式,这为我们国家诸多方面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城市环境治理的绩效不仅仅展现了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现状,也反映了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依托行政属地管理体制和信息不对称优势,在与中央政府、地方环保部门和污染企业博弈时处于优势地位,叠加中国实行地方首长负责制,这种优势使得当地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等主政官员掌握着地方各类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市政当局依靠行政区管理系统和信息不对称的好处,使它们在与中央政府,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和受污染的企业博弈中具有优势。与中国地方负责制的实施重叠,这种优势将体现在地方政府党委书记和市长身上,因为官员负责管理该地区各种稀缺资源的分配。因此,各地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变更不仅会导致当地的经济波动,也会多方面影响当地的环境治理效果。本文尝试以地级市市长变更为指标,探讨政治不确定性与城市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深入研究了政治不确定性事件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理论分析的框架。理论分析之后本文选取了中国237个地级城市2009～2018年的数据,通过熵值法综合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PM2.5地表浓度、工业SO2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及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其中前四项为负项指标,后两项为整项指标,得到城市环境治理绩效;通过各地政府官网及百度百科获取了各地级市官员相关的数据。然后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Tobit模型）,对政治不确定与城市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和拓展性研究,从而得出本文的结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市长更替为指标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并且是通过两个途径产生抑制作用。一方面是通过抑制城市环境规制力度,使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建成区绿化率两个正向指标;另一方面是通过抑制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在我国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中,生产性的公共品支出比重的增长率远高于环境保护支出及城市维护支出等公共品,因此,当城市固定资产减少时环保支出也会相应更大幅度地减少。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从多个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市长变更与城市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首先,在不同区域间政治不确定性事件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都具有抑制作用,但影响力各不相同,相较于我国东部、中部地区,我国的东北部、西部地区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抑制作用更大一些;第二,相较于环保重点城市,非环保重点城市的市长更替依然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环保重点城市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也从侧面说明了环保重点城市的市长更替对环境治理有改善效果;第三,相较于2013年之后,地方主政官员变更所引起的政治不确定性更加明显的阻碍了地级市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改善,究其原因可能在于2013年反腐新规出台后,对政企合谋的震慑效应有所加强;第四,非本市来源的新任主政官员明显抑制了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改进,相较于由外地调入的市长,出生地非本市的市长对当地城市环境治理改善的抑制作用最大;第五,从市长的年龄来看,年龄越大,或者越临近晋升的年龄限制就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改善越有促进作用;第六,从市长的学历和专业性来看,有理工科背景的官员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抑制作用,且官员的学历指标越高也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有抑制作用;最后,市长、市委书记的任一变更和同时变更都会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产生抑制作用,且市长和市委书记同时发生更替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二者任一发生更替时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说明当政治不确定性越高时,其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抑制作用越强。晒促使那个读书吧素材沙化思恩的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环境经济学为基础,将政治波动因素与环境治理联系起来,从而提出更加新颖的观点。此外,将政治不确定与城市环境相联系,有利于进一步从社会健康、绿色发展的角度探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推动绿色GDP的发展;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现有官员管理体制,对政府合理配置资源、构建城市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