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权基础方法是民法思维的核心；请求权基础体系是民法的深层结构，是裁判中民法的运行范式。请求权竞合却反映了请求权(规范)之间的异常关系，为请求权基础体系带来了震荡，也带来了自我反思和优化的契机。其研究涉入民法思维最精深的领域，对我国民事立法、司法及法学发展意义重大。尤宜看到，我国对待域外竞合学说向采“多选一”的错误思路，该思路与案由制度之变异、《合同法》第122条之错误解释纠缠一处，形成错误结论，悖于比较法的实际，也悖于我国司法实践之真实现状，是正确解决竞合问题的首要障碍，亟待破除。　　首应承认，无论是文义上还是价值衡量上，《合同法》第122条均未强求原告于起诉时必须选择请求权进路，更未以“当事人知法”取代“法官知法”，而只是宣示了允许竞合的态度。其次应认清，各竞合学说都关注了类似主题，道出了部分“真理”，并且在很多时候只是解释了答案，而非给出答案。应仍以请求权互相影响说为基本立场，同时在局部问题上兼采其他学说的合理“元素”。再次，由于以某种学说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竞合问题并不现实，对具体竞合情形的考察便成了竞合研究的必需。这一研究应以具体竞合情形为单位，引用竞合学说，借鉴比较法经验，对现行法上有关请求权基础予以重新审视。最后还要关注，竞合的请求权(规范)之间往往存在要件或效果的差异，这些差异恰是重新审视的重点考量因素。其考量工作也正是请求权基础体系自省和优化的过程。　　此外还须省思，传统的竞合理论以民法既定的请求权基础体系为前提，主要是法解释论的工作，在进入这项工作之前，就已经排除了大量前提性问题。但是这些前提性问题实际上却占据了竞合应对工作的中心。易言之，竞合作为一种思想，在前提性问题上就发挥了作用，而不限于其核心理论。我国国情就此还有一特殊之处，即正处在民法典及民法教义学体系建构的进程中，许多在异域已经定型的请求权基础体系，在我国却仍需型构，多头移植更加剧了这一问题。故更应尝试超越一般竞合研究相对狭小的视野，将竞合的防免和解决作为一种兼跨立法论、解释论的“泛竞合思想”，考察其综合作用模式。本文最后两章选取先合同领域，在违约与缔约过失、预约与本约等复杂主题之下演绎了泛竞合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