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将日本的侵略行为诉诸国联，希望借助国联的力量约束日本，解决九一八事变。经过三次会议，国联最终决议成立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顾维钧作为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代表，其与国联调查团的成立、东北之行、撰写报告书以及报告书在国联的讨论与通过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本文旨在研究顾维钧与李顿调查团之间的关系，拟分三个阶段探讨这个问题：李顿调查团来华之前，顾维钧对九一八事变的认知以及在三次国联会议中的作用；李顿调查团来华后，顾维钧陪同其前往东北并向调查团提交说帖阐述九一八真相，对《李顿报告书》形成的具体影响；《李顿报告书》发表后，顾维钧与日本在国联就报告书的交锋。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张以外交手段解决九一八事变，诉诸国联，寻求国际干预。欧美各国，因为身陷经济危机，国内问题重重，对九一八事变反应淡漠。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时为东北外交委员会成员的顾维钧，与张学良共同商讨九一八事变的应对策略。在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成立后，顾维钧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委员，正式参与国民政府解决九一八事变。顾维钧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并对九一八事变有自己的认识和处理意见。事变之初，顾维钧认为国联不会对事变坐视不理，但对国联干预的效果并不抱太大期望。顾维钧推测美国和苏联不会无动于衷，然而他预想的美苏干涉的局面并未出现。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三次召开会议商讨九一八事变，终于在第三次会议时作出决议，派遣调查团前往中国了解九一八事变。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提名，顾维钧出任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代表，在调查团来华之前，顾维钧就对调查团的中国之行提出了期望，并向国人表示自己的看法。　　 对于具有反日背景的顾维钧出任调查团中方代表，日本表示强烈不满，并通过多种方式威胁顾维钧，然而顾维钧不惧日本方面的威胁，毅然与李顿调查团其他成员一起前往东北。在调查团前往东北之前，顾维钧与日方代表就出关路线问题发生争执，最终调查团分两组经陆路和海陆前往东北，并在沈阳会齐。在调查团来华之前，顾维钧即组织了专家委员会，旨在向调查团如实反映日本侵略情况以及及时应对日本向调查团提交的诋毁中国的各种材料。调查团刚到南京，顾维钧即向调查团提交了两份说帖，简要说明了中日之间的冲突。调查团结束东北之行返回北平后，对在东北期间获取的资料进行整理，着手撰写报告书，在此期间，顾维钧向调查团提交了27份说帖。顾维钧提交的说帖的内容涵盖：日本占领东三省之情形，中日之间的条约，日本在华的暴行，东北的铁路情况，在东北的朝鲜人情况之说明，中日交涉之悬案，日本与东三省的关系，中国与东三省的关系，日本在中国其他区域的挑衅，对抵制日货以及排外教育的说明，中国国内共产主义的说明，外蒙古的说明，上海事件的说明和对日本侵夺、控制东北的说明。这些说帖对日本侵略的介绍，关于九一八事变、上海事件、伪满洲国等大多被《李顿报告书》采纳；关于日本提出的侵略借口(中国的匪患、抵制日货、民族主义教育、共产主义)以及日本在中国的特殊经济利益及地缘关系等，报告书则未接受顾维钧等的意见而采纳了日方的说法。虽然《李顿报告书》有对日本侵略的开脱，但它确认定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及满洲是中国领土这一最关键的问题，顾维钧亦对《李顿报告书》表示满意。　　 《李顿报告书》形成后，顾维钧同李顿调查团成员一同前往国联，在报告书正式发表之前，他积极与调查团成员交流，继续澄清已经预备写入报告书中的问题。日本在《李顿报告书》发表之前承认“满洲国”，让中国外交陷入被动，顾维钧到达法国之后积极与国联会员国及美国会商，探听各国对东北的态度，并与外交部交流，积极应对日本的外交行动。在报告书发表后，顾维钧与日本的交锋转入国联大会。顾维钧与日本代表进行激烈的辩论，最终国联大会通过了《李顿报告书》，而日本则因对国联的不满，退出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