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60年代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毕飞宇的创作虽刚开始16年，但其取得的骄人实绩和己表现出来的审美品格已足以让文学界刮目相看。从流程上看，毕飞宇的创作到目前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初期虚构的历史叙事系列；90年代中期以后的都市现实书写；晚近则返回了乡村的历史天空。虽然这三个时期的创作题材、语言风格有相当大的变化，但展示权力追逐及由此带来的悲剧命运这一主题却未有大变。在对权力场域的审视中，毕飞宇独到地发现了各种微观权力对人格发展甚至个体生命的阻遏与戕害。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伴随着对权力场域的审视，毕飞宇对自身文学表达中可能存在的话语权力倾向始终保持着必要的警觉。创作初期，为了疏离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霸权，他完全沉浸于历史话语的自由虚构，但过于斧凿的表述和艰涩的哲学寓意，则使其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种宰制读者的叙述权力之中。为了挣脱这种权力语言，他进行了艰苦的探寻，在其晚近的《玉米》、《平原》等作品中，毕飞宇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展现了权力控制下的乡村生活，其叙事己达到文学思想与修辞风格形神契合、水乳交融的境界。 本文第一章梳理了毕飞宇16年的创作流程，呈现出他不同写作时期的特点及其思想内涵；第二章从分析“人在人上”的权力欲望入手，展示不同故事中人物对权力的追逐，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剧命运；第三章以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为依据，透视了毕飞宇小说中父权意志对个人成长的宰制；第四章系统分析毕飞宇不同创作时期的语言特色，从而阐明作者是怎样从权力语言中突围，并最终“送语言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