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引起了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兴趣。次年，这个概念便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2005年以前国内学者对它的相关研究还不是很多，但之后形成了一种研究热潮。这个热潮是由中国经济总量在国际排名的迅速上升、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增大、中国人民对国家前途的自信与期待以及中国领导人对国家软实力的强调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由此，软实力成为学界、政界与媒体的热门话题。
　　这种热潮虽然有利于我们从多维度的视角来认识与研究软实力，但也较容易使人们陷入误用与滥用的境地之中，奈本人就这样认为。造成误用与滥用的原因在于奈的软实力理论自身的内在缺陷，以及他在概念内涵与外延解释上的前后不一致。不过，从根本上说，奈的软实力理论的缺陷源于美国政治文化内含的矛盾性。此外，软实力体现方式上的复杂多样与层次上的交织渗透等特性也导致了人们对国家软实力的认识不一致。但是，奈的软实力理论对过去，尤其是冷战时代以文化观念形态(尤其是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国家之间的软性力量竞争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总结与提炼，不失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贡献。正是因为这个概念根植于刚过去的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关于军事经济等硬的实力和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软的实力的斗争，所以软实力概念及其理论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中国的关注。西方学者虽较少讨论软实力理论，但对中国的软实力却比较关注。
　　从目前国内的软实力相关研究来看，从政治文化视角对软实力进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这也许是国内目前对软实力误读与滥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误读与滥用，一方面在于脱离了奈的文本整体语境的限定，另一方面在于将奈的软实力理论脱离了美国政治文化的限定。这种脱离政治文化语境后的“软实力”运用于中国软实力的研究时，既妨碍人们理解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在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也妨碍了人们对增强与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路径选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古代史上的雅典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影响是深远的;而近代英国能在16世纪悄然兴起并走向19世纪时的“日不落帝国”，其政治文化都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性作用。现代的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百多年里实现了崛起，政治文化可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很有意思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主要目的正在于如何对新兴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美国的民主、人权、自由等政治文化观念的传播与渗透，也即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本身就是与国家软实力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政治文化不可能脱离政治制度而单独存在，政治文化在发生作用时往往也体现了政治制度的效力。正因如此，奈认为，美国既可以依靠经济军事硬实力来领导世界，更能依靠它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显示出来的软实力来领导世界。因此，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政治文化如何对一国软实力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唐朝无疑是一个拥有强大软实力的时代，而清朝却又是一个刚好相反的例证。中国从唐时的高峰跌进清朝时的低谷，较全面清晰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传统中国软实力的影响轨迹。从当代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共同构成中国政治文化格局的主干部分。目前中国战略界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当前与未来的软实力均让人担忧。这个担忧的理由可能在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构性矛盾与水平冲突所造成的社会冲突与混乱，妨碍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彰显，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设置了重重困境，从而使中国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依靠经济上的相对成功来获得。这种缺乏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说服力支撑的国家软实力是虚弱的，也是靠不住的。中国软实力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还是需要从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做起。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但是，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着手，无疑会给中国软实力建设在重重迷雾中指明方向—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成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