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有五千年历史的汉文化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历经沧桑而久盛不衰。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她不仅对亚洲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作为汉文化宝库中一颗最绚丽夺目的明珠—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给予华夏子孙智慧和启迪而历久弥新。《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据东汉班固《汉书·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自宋朝起,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获奖者国际会议匕,75位与会代表经过4天的讨论,提出了16条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结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论语》不仅对华夏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6世纪末至今,《论语》被源源不断地译成各种文字,介绍给世界,它的外译,特别是英译,一直是西方国家了解汉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东西方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桥梁。众多中西学者致力于《论语》的英译工作,但是,翻译是一种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人类交际行为。由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显著差异,中西译者作为各自文化的代表,必然会受其主体文化的影响,从而在翻译《论语》这部汉文化经典时产生差异。本文正是选取分别来自于中西方译者翻译《论语》的典型译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对比研究这种差异,说明译者的文化选择与其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受主体文化的影响,许多译者大都有意无意地认同主体文化并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实现各自对其主体文化的选择。因此,正是来自于东西方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译者对其本族文化的选择才是造成他们翻译《论语》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论。首先简要介绍了孔子的生平、思想和地位及孔子思想的集中体现—《论语》的内容、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起到的作用及中西方译者对其的翻译情况。此部分还介绍了本文所研究译本的情况。本文所选取的译本是众多东西方译者翻译《论语》译本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一个来自于西方译者—詹姆斯·理雅各,另一个来自于中国译者-辜鸿铭。最后,阐述了《论语》英译的研究情况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系统地介绍了文化、翻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作为文化的代表,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有意无意地受其所在文化语境的影响,译者的翻译过程实际上是实现对各自文化的选择过程。第三部分从宏观的角度,即整个语篇的角度对比研究中西方译者翻译《论语》的差异。由于东西方译者认同各自的主体文化,必然有意地选择有利于发扬自己主体文化的翻译策略,这也恰恰满足目的论的要求。正是出于对各自文化选择的目的,才造成了东西方译者在整个语篇安排,如语言风格、语篇连贯、专有名词的处理及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第四部分从微观的角度,即词法和句法的角度对比研究中西方译者翻译《论语》的差异。东西方译者由于来自不同的文化语境,必然会无意地受到各自主体文化的影响,例如不同的思维方式特点、价值观以及对宗教的态度,从而导致翻译差异的产生,这实际上也实现了各自对主体文化的选择。第五部分探讨了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问题。本文通过对中西方译者翻译《论语》的差异的比较研究,从而得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接触和渗透,以及译者充分发挥自己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的作用,文化融合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在于把对《论语》的英译研究从翻译领域拓展到跨文化交际领域。说明翻译意味着交际,交际又离不开文化。由于文化的复杂性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这必将使汉英翻译中的文化再现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它要求译者不仅熟悉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更要熟悉源语和目的语两种文化。只有当译者不仅具备了双语能力,而且还具备了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时,才能适应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进行有效交际的需要,从而更好地再现源语文化。因此,只有通过中西方译者不断提高对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理解能力,不断努力和实践,缩短文化差距之间的距离,才能让全人类共享《论语》中深厚的汉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