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是西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和现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批评话语分析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费尔克劳提出从显性互文性和篇际互文性两个角度进行互文性批评性分析,旨在揭示语言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从语料选择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互文性的批评性分析大多是以新闻和广告等大众语篇为语料,以翻译为导向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则较鲜见。翻译是一种话语转换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互文性活动,因此本文尝试从互文性的意识形态意义视角研究翻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翻译维度的意识形态研究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向”密切相关,其研究视野从翻译的文本意义纷纷转向翻译所蕴含的文本外社会文化意义,其中,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受到了来自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关系的操控。然而,该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过度强调译者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控”。因此,前人从意识形态视角对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及其译本的研究局限于文本外部研究。笔者认为,互文性意识形态视阈下的翻译研究既要重视文本外部研究也要重视文本内部研究。　　 本文批评性借鉴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和费尔克劳的互文性观点,对《骆驼祥子》及其Evan King和施晓菁的两个英译本进行研究,尝试构建翻译导向下互文性意识形态批评性分析框架,从文本内部(语言分析)和文本外部(社会历史语境)两个维度分析文本在语言层面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潜势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翻译均不同程度受到文本外部意识形态的影响,表现为译者对性描述和小说情节的不同翻译策略；(2)在对文本内部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互文符号(如话语再现、文本内部互文指涉及典故、习语和俗语)的认知和翻译方面,译者对于其中蕴藏的不对等权利关系的互文符号采取直译、意译、增译、略译等不同的翻译方法,具体翻译方法的选择不仅受到译者及其外部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受制于译者的认知能力；(3)与施晓菁译本相比Evan King在揭示和翻译文本中隐藏的具有意识形态潜势的互文符号时与原文本存在较高的一致性,表明译者对原文本意识形态意向的整体性背离并不排除在局部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