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研究“韩国模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理论热点之一。这是因为，在战后初期，韩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方面，在政治上，韩国政治独立后面对着原有殖民地统治的政治遗产，存在着权力重建与转移等种种棘手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经济上，韩国资源贫乏，地域空间狭小、人口密度极高，再加上“冷战”格局，朝鲜战争军事对峙的影响，军事负担非常沉重等等。在人们眼中，韩国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国家之一~①。然而，从60年代开始，韩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韩国经济迅速实现了起飞，创造了现代后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对此，探讨“韩国奇迹”，研究“韩国模式”，自然成为一个世人关注的理论热点。 论文对“韩国模式”的本质和内涵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提出“韩国模式”是“体制模式”，即“韩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在于，在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发展导向型”的“强政府”。这种“强政府”不仅以较高乃至极高的“政府强度”实现了有利于发动经济起飞、增长和缓和随之产生的各种杜会、政治、经济压力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而且以较高的“政府质量”，有效地确保了各种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政府质量”高低是后进国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强政府”的本质内涵。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和论述了“政府替代”问题。政府采取扭曲相对市场价格和市场信息等方式，迅速地培植起一批主导性产业部门及其相应的企业组织，使其承担起政府规划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重任，从而较为顺利和迅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围绕制度创新、供给及其实施机制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并较详尽分析了“政府自律性”问题，提出“强政府”必须是一个有权威的且得到一个集中统一的主要社会利益集团支持的政府，是一个有效遏制“寻租活动”的廉洁清正的政府。 本论文的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和实践上的参考性。从理论上说，论文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韩国模式”方面具有开拓性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从实践上来说，论文对“韩国模式”与“强政府”及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研究，对我国日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朋，讣资借鉴，也叶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思路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