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被视为北约的重大胜利。但在利比亚战争的最初阶段,这场军事干预并没有由北约领导。直到2011年3月31日,北约才正式接管了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在这之前,真正由北约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对利比亚进行的一系列制裁,包括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都是在美、英、法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即使北约最终接管了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这一接管过程也并不轻松。场以北约成员国为主的军事行动,却在最初阶段不以北约为行动框架,这对北约来说是一种危机。本文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还是因为北约各国在利比亚危机初期出现了外交分歧。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这些外交分歧的经过,这一部分也是全文的重点。利比亚危机爆发(2011年2月15日)之后,北约正式接管利比亚战争(2011年3月31日)之前,是北约各国外交分歧爆发的高峰阶段。这种外交分歧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否应该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二、“军事干预是否应该由北约领导”。围绕这两个问题,北约内部在利比亚危机初期出现了五类采取不同外交政策的国家。无论是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还是北约接管在利比亚的军事干预,都受到上述外交分歧的妨碍。虽然直到利比亚战争结束,北约国家的外交分歧都没有完全消除,但它们经过了一个半月的争吵,终于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北约也得以在2011年3月31日正式接管利比亚战争。那么,为什么北约国家会在利比亚危机初期采取有明显差别的外交政策呢?对这一问题,文章在第三章进行了详细论述。本文的观点是,北约各国的国内政治的千差万别造成了它们在利比亚危机初期的外交分歧。之所以选取国内政治视角来解释北约国家的这一外交分歧,是因为利比亚危机发展迅速,北约各国所要进行的是“危机外交”。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各国的外交政策往往就是其国内意志的自然反映,也只有国内政治力量可以在短时间内高效地整合外交信息,并对利比亚危机作出快速反应。而体系因素或是国际规范的因素虽然也发挥了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利比亚危机的中后期而不是初期。从此次外交分歧中也能够看出北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新形势,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北约发展的一面。对此,本文在文章的第四章进行了集中讨论,并总结出了四个比较重要的问题：1、国内政治对北约发展有巨大影响,北约各国因为各异的国内政治而形成“脸谱化”趋势；2、“利比亚模式”并不宜在未来被北约推广,北约要想实现团结和发展,仍需要作出战略转移,那些可以可以给北约各国制造外部压力的地方更应该受到关注；3、美国的战略重心有了适当调整,它更加需要北约盟友来分担责任,同时,美国对北约的控制力度有所下降;4、除美国外的其他北约成员国在参与北约事务的时候,享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发挥了更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