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宗密作为隋唐时期儒佛两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前者发起古文运动,扛起儒学复兴大旗,后者积极回应儒家反佛理论,融会禅教,提出三教会通的文化发展观,在佛教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将围绕隋唐时期佛性论和人性论之间的争论,窥探三教关系的发展。主要以宗密《原人论》以“本觉真心”为核心的佛性论和韩愈五《原》文本中“性情三品”人性论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两者佛性论和人性论的分析,对比两者理论异同,最后以李翱对韩愈人性论的纠正与补充,以及对佛道的吸收,反观三教合流背景下,韩愈人性论与宗密佛性论对唐末以后儒佛对话的意义。儒家以孔孟为正统,人性论的发展经由性善论、性恶论、董仲舒“性三品”到韩愈“性情三品”学说,尔后李翱吸收佛道理论,提出“复性说”。佛教对人之本原的回答,以“众生皆有佛性”为主流,承认人人皆可成佛,尤其以隋唐中国佛教宗派建立之后最为典型。唐代中后期以来,儒家人性论和佛教佛性论不断碰撞,“人人皆可成佛”的佛性理论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人人皆可成圣”人性论思想的衍生,至此,有关“人性”问题的探讨告一段落。并且儒家站在佛性论理论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形态——“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