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烟草应用是目前导致全球可预防死亡的首要死因。而中国是烟草生产与销售大国,烟草应用状况十分严峻。特别是在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农村居民吸烟率和吸烟量均明显高于城市人群。因此,在我国尤其是农村地区开展有效的控烟工作,不但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虽然控烟工作是多方面的,但促进吸烟者戒烟是控烟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资料表明戒烟是否成功受众多因素的影响。Leventhal的健康行为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常识模型(Common Sense Model, CSM)指出,个体对健康的感知将会影响他们对问题的自觉控制以及应对的打算。现有研究也显示,吸烟危害认知水平对吸烟行为有显著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否,以及以何种形式受其它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外鲜见报道。本研究采用以社区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探讨吸烟量在吸烟危害认知对自发性戒烟成功影响中是否具有中介效应；以及其它因素在吸烟危害认知与戒烟成功之间的关系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为将来控烟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目的1、探讨吸烟量在吸烟危害认知对戒烟成功影响中的中介效应。2、探讨年龄、职业、开始吸烟的年龄、婚姻状况等在吸烟危害认知对戒烟成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方法采用现况调查方法,对山东大学3个卫生研究基地中共计9个村的村民进行面对面调查。在此基础上,运用以社区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设计,在调查获得的对象中,选取男性成人自发性戒烟成功者(以前是吸烟者,但在调查时已连续2年不再吸烟者)作为病例组,男性成人自发性戒烟失败者(以前为吸烟者并曾经戒过烟,但在调查时仍吸烟者)作为对照组；将吸烟危害认知划分为三分位数分别代表低、中、高水平吸烟危害认知；吸烟量用包年计算,将包年划分为三分位数,并反向赋值；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新的划分标准,将年龄划为青年、中年、老年；根据农村人群工作现状,将职业划分为在家、外出打工和其它；将学历划分为初中以下学历、初中学历、初中以上学历；将戒烟原因划分为患病或担心生病和其他两类；开始吸烟年龄划分为三个等级；以倾向评分(Propensity Score)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协变量用以控制潜在混杂,以Logistic回归模型并依据Karlson, Holm及Breen(KHB)提出的分解法估计中介效应；以倾向评分(Propensity Score)的三分位数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协变量用以控制潜在混杂,通过构造线性比模型分析调节效应。主要结果1、以倾向评分控制年龄、开始吸烟的年龄、职业、教育水平、婚姻、戒烟原因后,吸烟量在吸烟危害认知对自发性戒烟成功影响中具有一定负性效应(P=0.001, OR=1.034,95%CI:1.013-1.056),吸烟量的中介效应占吸烟危害认知对自发性戒烟成功影响总效应的24.29%；吸烟危害认知的直接效应占吸烟危害认知对自发性戒烟成功影响总效应的75.71%；伴随着吸烟危害认知由中等水平变化到高水平,吸烟量的中介效应占吸烟危害认知对自发性戒烟成功影响总效应的比值从9.95%升到39.05%。2、通过构造线性比模型进行分析,控制潜在的混杂因素后,结果显示年龄、职业在吸烟危害认知对自发性戒烟成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P值分别为0.308、0.711)。开始吸烟的年龄、婚姻状况在吸烟危害认知对自发性戒烟成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显著(P值分别为0.038、0.003)。结论1、吸烟量对吸烟危害认知与自发性戒烟成功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负性影响,但这种影响作用较小；吸烟危害认知对自发性戒烟成功的影响占主要地位,不论吸烟者吸烟量的高低,提高吸烟者对吸烟危害的认知,均能提高自发性成功戒烟的可能性。2、吸烟危害认知对自发性戒烟成功影响的程度受开始吸烟的年龄、婚姻状况的影响,但年龄、职业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研究表明不论吸烟者年龄高低,职业类型,提高吸烟者吸烟危害认知,均能提高自发性成功戒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