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背景与目的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AD)是一种致死性主动脉疾病[1],目前全球的发病率是2.95/100000,其中美国的发病率为0.2/100000~0,8/100000,发达国家平均年发病率为5/100万~10/100万。但这些数据仅仅是估计:由于这些数据来源于专业化的医疗机构,可能没有将那些入院前就已死亡的病例统计在内。一组尸检报告显示,大约只有15%的患者生前得到确诊[2]。近年来,随着我国诊断水平的提高,加上人口老龄化、高血压发病率增加、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预期寿命延长等原因,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有上升趋势。据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Acute Aortic Dissections(IRAD)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西方国家主动脉夹层发病的平均年龄为63岁[3],而我国的主动脉夹层患者整体较年轻。这是因为高血压和马方综合征是主动脉夹层的两个主要病因,而我国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均居世界首位[4]。目前临床上多采用De Bakey分型和Stanford分型两种分类法[5],其中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更为常见,约占主动脉疾病的60%~70%,由于急性主动脉夹层发病凶险,一旦确诊,均应采取紧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若不及时治疗,患者在发病48 h内的每小时病死率高达1%[6],即使发病早期及时得到了正确合理的诊疗,也会因各种潜在并发症而导致患者病死率较高。主动脉夹层手术技术复杂,手术死亡率仍较高,尤其是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全球范围内其住院死亡率达20%~30%[7]。因此,应尽一切努力降低手术并发症及死亡率。包括进一步改善脑和脊髓的保护、体外循环的方案、人工血管技术的提高、提高保留主动脉瓣的技术等,其中插管策略的选择对手术效果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累及主动脉弓部的疾病,尤其是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必须应用DHCA(deep hypothermic circulatory arrest,DHCA)技术才能得以顺利进行[8],因其能提供无血的良好视野,同时对全身脏器包括颅脑在内提供低温保护。但是停循环期间无血流状态会对脏器造成损害,尤其是对缺氧比较敏感的器官和组织如颅脑和心肌等,单独行DHCA只能提供25~30 min的有效保护,而这个时间对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是不够的,超过此时限,会造成神经功能损害,而目前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后主要死因就包括心脏衰竭和神经功能障碍,长期的经验表明:行脑灌注要好于不灌注。随着顺行性脑灌注(antegrade cerebral perfusion,ACP)和逆行性脑灌注(retrograde cerebral perfusion,RCP)的成功使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停循环时间。选择性顺行性脑灌注主要有单侧脑灌注和双侧脑灌注两种[9]。目前世界范围内,除了少数特殊病例如严重的颈动脉狭窄等外,大多数均采用顺行性脑灌注。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单侧脑灌注和双侧脑灌注的选择仍有争议。本研究对比分析选择性单侧与双侧脑灌注应用于急性Stanford A型夹层矫治术的临床效果,为手术选择合适的脑灌注方法提供依据。方法选择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30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的患者,术前行256排螺旋CT确诊,并行心脏及胸腔彩超了解主动脉瓣及心包积液情况,监测心电图了解有无心肌缺血表现,术前均给于镇静、控制心率及血压等药物治疗,术前判断意识状态有3例出现不同程度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1例出现消化道出血,均给予急诊手术治疗。术中行深低温停循环联合选择性顺行性脑灌注,其中32例行单侧脑灌注,28例行双侧脑灌注。两组患者年龄、性别、高血压病史及体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观察两组临床效果,比较相关手术参数,包括:DHCA时间、CPB时间;术后恢复情况包括:清醒时间、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住ICU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结果双侧脑灌注组DHCA时间及CPB时间均小于单侧脑灌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双侧脑灌注组的术后清醒时间、住ICU时间和总住院时间均小于单侧脑灌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深低温停循环联合双侧脑灌注术中能提供更长时间的脑保护,较单侧脑灌注有着较低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术后患者恢复清醒较快。对于脑内Willis环发育异常、腋动脉夹层、腋动脉过细及显露不佳等患者,可选用双侧脑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