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从北方民族服饰文化对内地汉族传统服饰影响的角度进行的专题研究。按照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差别，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在国家制度这一相对宏观的背景下展开，包括两个专题：第一、北朝胡族传统与唐代大驾卤簿服饰制度。研究的结果表明：1、唐代大驾卤簿主要继承了天赐二年(405年)改制后的北魏大驾卤簿制度。在此基础之上，唐代大驾卤簿服饰按照人员职能属性的不同，大体应分为“诸卫服饰”，“车辇、麾幢仪仗人员服饰”，“供奉侍臣、四省局官及殿中侍御史等文吏服饰”，“鼓吹臣工服饰”，以及“‘导驾六引’人员服饰”等五大类。通过对这些类型服饰形制的全面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唐代大驾卤簿的服饰，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胡汉”交融、以传统“胡服”形制风格为主的制度特征。2、由于大驾卤簿制度亦“仪”亦“卫”的制度属性，其在唐代国家礼制、兵制展现与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典型性意义。特别是其中的各类服饰，因为具有直观、生动与呈外共睹的特点，故而成为一种在“华夏”意象下，改造中国古代视觉性政治权威外观的有效工具。同时，通过这一改造过程，唐代大驾卤簿服饰也成为了推动当时民族融合，与塑造后世汉民族集体记忆的积极力量。第二、唐代服饰赏赐及与“四夷”关系。笔者认为：1、由于缘起于一般物质性赏赐，唐代服饰赏赐制度特征主要应由其所用服饰形制决定，因此，其体现出了比较强烈的胡族传统渊源影响。在王朝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中，唐代服饰赏赐首先成为了一种国家“特赏”，进而在与官常服品色制度的互相重叠下，逐渐形成了有唐一代颇具特色的“赐紫绯”之制，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影响绵长而深远。另外，为了更为全面地描述相关制度的运行与流变，本文还利用了一些墓志史料，对晚唐内侍省官员的服饰赏赐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2、唐帝国形成的历史与空前强大的国力，决定了其与周边、乃至部分绝远之域的许多内外民族，亦即所谓“四夷”的交往，远远超越了之前所有的统一中原王朝。而以“袍带”为形制主体的服饰赏赐，在唐与“四夷”关系中亦扮演了极其特殊与重要的角色。李唐国初，由于赏赐服饰的胡族形制特征，服饰赏赐成为李唐融洽“华夷”关系的有效工具；盛唐时期，服饰赏赐乃是宣化“四夷”、协调与制衡外蕃彼此关系的“适度威力”武器；中晚唐时，施展空间的萎缩使服饰赏赐基本局限在国家与个别“四夷”关系的某些具体操作层面，故其作用也大大地降低了。3、唐朝对“四夷”所用的“袍带”赏赐，在形制渊源上流露出浓厚的胡族传统特征，而在“华夷”政治关系层面则又具有“唐冠带”的华夏文化色彩。因此，“袍带”在内外“自认同”与“他认同”之“华夷”观念交织下，最终脱“胡”入“华”，成为代表唐代整体服饰形象的最重要常服形制。相关影响直至宋明时期亦为不绝。下篇选取唐代曾经流行的某些服饰形制，从微观的角度，重点研究了外来胡族服饰对唐代的影响。分为两个专题：第一、锁子甲与“(革占)鞢七事”。通过研究，我们有如下一些认识：1、可能最早是由生活在黑海以北的斯基泰人(Scythians)发明的锁子甲，直到唐代才为中原地区所真正了解。锁子甲入华后并未在军戎服饰范畴发挥其武备物的原本效能，相反，作为一种外来“方物”，却因奇特的结构特征与肌理外观带来的审美价值，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学、建筑学和工艺学等领域焕发异彩，并进而成为一种独具异域情调、相对抽象的表现性装饰语言。2、作为初唐高级武官常服构件的“(革占)鞢七事”，有可能来源于中亚粟特骑士的传统出征装束。其相关制度的兴灭，部分反映了初唐至盛唐过渡时期，李唐政治气候与制度文化的变幻情形。后世所称“(革占)鞢带”的腰带名谓，与“(革占)鞢七事”有直接关系，但从北宋开始，人们的相关认识已产生了部分误差，这主要体现在混淆了“环带”与“(革占)鞢带”的本质差别。相关的消极影响至今犹存。第二、高巾子与官服“异文”。研究显示：1、虽然，今人以现在的服饰学知识，不认为幞头包帛下的“巾子”是独立的服饰件，但在唐代人们的认识中，情况恰恰相反。唐代高头巾子与西域高尖帽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这种情况与武周时期在华胡人积极支持武周政权，以及他们在国家文物制度革新活动中的活跃表现有很大关系。武周高巾子给有唐一代巾子与幞头造型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从此，高度的不断突破成为了时尚的主要指标。2、唐初《武德衣服令》所定三、五品高官常服“异文”之“大科”、“小科”，很可能就是联珠纹对兽(禽)团窠图纹，它们整体上应属于所谓“陵阳公样”的图案范畴；武周官袍的“铭文”图案与新疆出土的许多西域织物上的汉字图纹，有审美趣诣与应用观念上的趋同特征；中晚唐流行的“鹘衔绶带”与“雁衔仪委”图纹，在渊源上流露出明显的传统祆教图案特征，但其使用者主观上却赋予其传统的“华夏”文化象征意象。可以看出，唐代官袍“异文”从总体形制方面，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西域(中亚)文化影响，以及日渐“华夏化”发展趋势。3、唐代官常服所用纹绫上的图纹，从一开始就有“别阶”的功能，这一事实不应再被怀疑。只不过由于其阶差变化的跨度较大，且多是绫上的暗花图案，因此，没有服色那样鲜明与方便使用而已。但随着唐代散官制度的滥滞，从中晚唐开始，官服“异文”便开始摆脱从属地位，并逐步超越官服品色局限，成为了高级官僚阶层最重视的“别阶”符号。当然，此时“别阶”的对象，已从品位很大程度地转向了职位。总之，无论从礼制意象明晰的大驾卤簿服饰，还是到制度化、符号化色彩强烈的军戎类服物，乃至一般的常服构件，都明确显示出唐代服饰文明中胡族因素的强烈影响及主流性特征。而服饰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将这种影响扩散与渗透到唐代社会生活的其它诸多领域，并因之对后世产生绵远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