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从转喻的视角出发，对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大屠杀的表征进行了批判研究。创伤--作为超出人类正常思维的事件或经历，其本身就很难用语言来再现。因此，对创伤时刻比如“大屠杀”的记述再现，就显示出对事件的转喻性表征。本论文以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名单》中大屠杀的表征作为范例，引用乔治·雷可夫和马可·约翰逊对转喻的理论阐释，对大屠杀的转喻性建构进行探索和研究并简要论述该影片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地位。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　　 引言部分对《辛德勒名单》进行简要介绍和文献综述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乔治·雷可夫和马可·约翰逊对转喻的理论阐释，并对这一理论对本论文的指导作用进行了说明。此外，在这里，作者还以转喻为切入点，对创伤理论家凯西·卡鲁思的创伤表征观点进行阐释。最后一部分勾勒出了本文的结构轮廓，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从转喻的角度对《辛德勒名单》中大屠杀的表征进行研究。　　 第一章“大屠杀的表征”首先从两个方面对大屠杀表征中的矛盾因素进行探讨：第一是创伤受害者的“两面性”，集中体现在受害者既想掩藏恐怖的经历，又有把这些经历表达出来的愿望。第二是语言的在讨论创伤过程中的“无能”。创伤事件的幸存者在“重构”创伤事件时会因遭遇极端的暴力而“失语”；他们经历的只是噩梦和对无法想象的恐怖事件的回忆。此外，语言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中社会性事物和事件的指涉者，其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统治阶层。因此，语言和现实就出现了“多样的”构建方式。由于创伤表征自身的困境，大屠杀的表征本质上就是对那段历史转喻性的“当代化”编码，而并非是“二战”期间发生在集中营的系列事件的描述。最后一部分探讨统治阶层是如何纪念大屠杀的，以佐证对大屠杀表征的转喻性构建。　　 第二章“《辛德勒名单》中的表征策略”对《辛德勒名单》中应用的五种表征策略进行研究，探讨这些策略是如何创造一个貌似真实的故事的。第一个策略是黑白影像的使用营造了一个记录片的效果。第二个策略是拍摄电影时对大屠杀旧址的选择。承载着创伤记忆的建筑本身就是对那段历史的转喻性记述，显示出了建筑在保存历史印记中的重要性。第三部分对《辛德勒方舟》和《辛德勒名单》中的不同之处进行分析，一系列不同场景的剪辑处理体现了斯皮尔伯格电影中对托马斯·肯尼利的小说《辛德勒方舟》中权力关系的重心转移。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了斯皮尔伯格对电影中死亡的转喻性描述。最后一部分探讨了纳粹集中营中的音乐是如何来实现大屠杀表征的。　　 第三章“阿蒙·歌德和奥斯卡·辛德勒”围绕电影中的两个重要角色阿蒙·歌德和奥斯卡·辛德勒展开，通过详细的人物分析可以看出，两位主角分别是“恶”和“善”的化身。斯皮尔伯格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文学的模式，再次充满了象征和转喻。人物塑造方面策略的应用也为整部电影增添了精微玄妙之处，这也是下一章所要讨论的内容。　　 第四章“奥斯卡·辛德勒作为一种精神”首先探讨电影的“真实性”，进而围绕辛德勒营救犹太人的行为展开。辛德勒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营救那些犹太人，但他的故事最终被并入了一个充满人性的框架中--这是斯皮尔伯格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历史背景影响下，通过这部虚实相间的电影努力彰显的道德观念。就观念的迁移而言，斯皮尔伯格提供了一个“后大屠杀”表征中转喻性“摇摆”的典型范例。　　 结论部分总结了以上章节中转喻和大屠杀表征在电影《辛德勒名单》中的体现，并指出作为可以“揭释”事件的一种修辞手法，转喻适合对大屠杀的当代性表征的阐释(如《辛德勒名单》)，并为理解创伤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新方式。未来研究的方向和本研究存在的问题在最后一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