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作为古人记事的一种重要载体,兼具文物与文献两大功能,其信息承载量是一些正史、地方史志所缺乏的。并且在已有史料的基础上,碑刻可以为官方记载丰富新的内容,带来新的研究思路和视野,因此自古便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天龙山石窟的现状遗存初建于北朝东魏时期(534年-550年),天龙山寺庙紧随其后。在历经北齐、隋唐和明清诸王朝500余年的陆续开凿和完善,天龙山石窟与寺庙逐渐成型,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宗教思想。而如今对天龙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石窟与寺庙的建筑和造像之上,对其碑刻内容的整理甚少并对碑刻缺乏应有的保护措施。现存11通碑刻中,多数风化破损、文字漫漶不清。故笔者将碑刻全面整理,梳理出石窟与寺庙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和人物考证,对于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沿革、佛教传播、民族融合作出一些参考。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第三章研究天龙山石窟与寺庙的现存碑刻类型,根据碑文内容和立碑作用分纪事与述德两类进行归纳,并且根据碑刻形制的改变,见证天龙山由皇家建筑逐渐大众化的过程。其次,在第四章对石窟中仅存的两碑《隋晋阳造像颂》与《大唐勿部将军功德记》进行人物考证并反映其相关历史与社会现象,试图通过探究《隋晋阳造像颂》中人物的姓氏关系和官职来源,以便得知隋朝邑会团体的纽带更具宗教特征,并通过与北朝邑会的血缘纽带对比,证实在北周武帝灭佛后隋文帝兴佛的背景下,佛教在全国各民族中大面积传播。在《大唐勿部将军功德记》中对碑主身份和百济移民入唐后仕途、婚姻及宗教进行研究,以便证实碑主并非来自倭国而是百济贵族,并反映出百济移民入唐后宗教信仰受佛教环境和世俗影响逐渐融入到中华大家庭之中。最后,在第五章对天龙山石窟与寺庙碑刻保护现状进行分析,判断其合理性,并在碑刻的保护问题上,结合碑刻自身情况与新型技术,提出一点建议,以期能为天龙山石窟及寺庙碑刻的保护工作做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