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柏林》是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最重要的一部半自传性作品,记录了魏玛末期柏林各类边缘人群的秘密历史。由于他对20世纪30年代柏林生活的细致刻画,使得该作品逐渐确立了文学经典地位。小说的碎片化叙事、历史与虚构并置等特点与新历史主义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本文以新历史主义为理论基石,深入探讨小说体现的历史性和文本性,揭示了作者的历史意识和价值取向,从而更全面地呈现作品、作家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蒙特洛斯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这一重要观点,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互虑关系,从而拓展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文本的历史性”强调一切文本都与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同时文本也主动参与社会历史的建构。“历史的文本性”是指我们只有通过保存下来的文本才能了解真正的过去;历史是一种被重新阐释的文本。本文试图从以上两个维度出发,进一步探讨小说中体现的历史与文本的关系。除引言与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对衣修伍德及《再见,柏林》的研究现状。第二章对新历史主义理论中“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的阐释。第三章呼应了“文本的历史性”,介绍了小说的社会历史背景,详述了纳粹上台前柏林两极分化的经济情况、动荡的政治局势与文化生活的兴衰。接着进一步指出了小说对社会历史的建构作用。第四章呼应了“历史的文本性”,通过对小说中6段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小历史的分析,指出文中各个边缘群体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历史;衣修伍德通过这一有别于传统历史叙事的视角,以相机叙事呈现了一段段不同于正史记载的柏林日常生活史,从而填补了正史的空白;同时本文认为衣修伍德之所以对其旅德期间的历史进行重新阐释的原因在于他对柏林普通民众悲惨命运的同情,以及对“平庸之恶”的揭露与深刻反思。本文将《再见,柏林》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小说中所刻画的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正是魏玛末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微观层面的映照,衣修伍德通过小说文本,再次将这段精彩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不仅是社会历史的反映,在出版后也对社会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意识形态和作家个人经历的不同,历史文本往往充满了主观性,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作家的个人阐释。同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对历史的阐释具有强烈的当下性,因此衣修伍德深入刻画了普通人身上体现出的“平庸之恶”,这对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社会历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体现了他对法西斯暴行和绥靖政策的反思。